专家观点：解决国际争端需尊重民族国家多样性

　　尊重民族国家发展的多样性

　　要想妥善解决相关的国家内部问题或国际间问题，人类在处理自身相互关系时必须摆脱残酷相待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模式，世界各国必须从对实力和实力使用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

　　2011年以来，中东北非一些国家接连发生剧变。西方新干涉主义以军事袭击和政治外交施压为手段，以推翻对象国国家政权乃至对其领导人实行斩首为目标，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在有记载的5500年(直到20世纪末)间，发生了14.5万次战争，牺牲了35亿人，只有300年的和平。以史鉴今，要想妥善解决与此相关的国家内部问题或国际间问题，人类在处理自身相互关系时必须摆脱残酷相待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模式，世界各国必须从对实力和实力使用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

　　其一，超越消极、悲观的惯性思维，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问题，坚守尊重民族国家发展的多样性、多元化底线。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与当代的干涉主义都是西方“制造”，从文化背景上说都是西方中心论、西方线性思维和二元对立认知逻辑的怪胎。根据英国科技史学家、生化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解读，西方中心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凡是欧洲的即为普遍的”。20世纪美国崛起、称霸世界以后，西方中心论主要体现为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例外”论。

　　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张，西方国家养成了以自我为准绳的认知倾向，蔑视“异己”的非西方文化，认为非西方社会是愚昧、落后、专制与非理性的，非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是非民主、非自由和反人权的制度。一旦非西方国家中发生某些涉嫌违反人权、民主和自由原则的事例，西方国家几乎都会群起挞伐该国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并对其不愿屈服的政府施以武力。世界局势因此更加纷繁复杂、动荡不安。这与西方文化倡导的多样性原则是相互矛盾的。

　　其二，超越本位利益观，将自利与利他结合起来，坚守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互利互惠的底线。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一国的利益追求应该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既能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服务于国家安全和人民福利，又有益于国家之间的和平相处与友好合作。如果过度地谋求一国私利，就会打破国际关系的平衡，进而导致国家间的矛盾、冲突。

　　国家越是发达，就越应为其他国家和世界多做有益的事。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完全有能力为解决国际、跨国的问题和有关国家内部问题采取积极而有意义的行动，比如减少使用武力、推动和平谈判和政治协商，而不是耀武扬威、不惜牺牲他国人民生命和财产为代价推行自己的价值观与社会政治制度。

　　其三，超越单一的价值理性或者工具理性，将良善的动机与利好的工具结合起来，坚守尊重生命的底线。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将人类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指人们因为“纯粹信仰”某种“绝对价值”而选定某种行为，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而不管结果如何。“工具理性”是指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地达至目的，强调的是效果而不是动机。一些西方国家的行为显露出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和对价值理性的偏废。

　　在对外事务中，这些西方国家的工具理性突出表现在，为了实现其“人权”、“民主”、“自由”的价值目标，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对一些国家进行“民主改造”，甚至为此动用导弹和战机。从集体行动的角度说，如果为了阻止一种恶行而采取的某种行动，客观上导致了更严重的恶果，那么，这种行为即便不是出于非良善的动机，也肯定是无理性、不智慧。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跨国的、国际性的问题甚至某些国家内部的问题通常都有复杂的根源，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许多领域，是有关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只有充分认识其根源，才能有效应对直至最终解决问题。

　　就解决路径看，一国内部问题的解决必须基于该国国情。外部压力和干预必须也只能通过该国内部因素才能起作用，只能扮演辅助的或者补充的角色。如果外部力量仅从自我愿望、观念和私利出发而一味施压促变，则只会起到反作用，使既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从应对方式看，越是复杂的问题越是需要综合治理，需要经济、政治等多种方式并用。军事途径和军事手段应是最后的选择。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大国既要有全球化思维，还要有全球性担当。全球化思维和全球性担当的关键就在于适当地超越，即努力以平和心、积极的态度看待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事态，在对外事务中将自利与利他有机地结合起来，尊重生命、远离杀伤。唯其如此，大国才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才能产生政治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从而促进人类文明朝着良善的方向发展，铸造出和谐共荣的大局。文/黄昭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