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曲“梦之队”的命运转弯

　　1977上书邓小平：中国作曲“梦之队”的命运转弯

　　给邓小平的信抄写完，已是深夜，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储望华骑车将信送到邓启元家。像接力赛跑一样，邓启元在家门口接过信，立刻骑车给叔叔邓力群送去。两天后的1977年12月11日，邓小平的批示下达，改变了许多热爱音乐的青年人的命运。

　　本刊记者/杨敏

2008 年1 月，"纪念邓小平对中央音乐学院扩招批示30 周年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当年发起写信的部分成员重新聚首，左起：邓启元、潘一飞、杨峻、左因。摄影/ 谭新民

　　1977年的中国，涌动着一股改变的力量。这一年10月，教育部宣布，恢复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考。

　　11月初的北京已进入初冬。位于鲍家街43号的中央音乐学院门口，伫立着长长的报名队伍。上海、广州、成都的招生现场也同样火爆。

　　最终，报考人数达到空前的17285人。

　　经历了文革10年的断层之后，生源质量究竟如何，招生的老师们心中也没底。可是在随后的考试中他们发现，这批衣着简陋、目光热切的年轻人中，可谓藏龙卧虎。许多人的乐感、演奏技巧和乐曲表现能力，好得让他们吃惊。

　　但是，这一届的招生名额只有105人。也就是说，录取比例仅为0.6%。

　　“做老师最可惜的是，人才招不进来。看着这么多优秀的学生进不来，你说我们是不是特别着急？”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宿舍里，曾经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附中校长的左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曲系“梦之队”

　　1977年11月9日，文化部下发《关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问题的通知》，并附有《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一九七七年招生简章》。

　　此时的中央音乐学院，仍沿用文革时的名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简章》提出“自愿报名、全面考查、综合平衡、学校录取”的招生办法，并下达了招生计划：28个专业，总计招收105名。

　　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1号楼前的篮球场上，黑压压的都是考作曲系的人。视唱练耳考试在一号楼3层的大教室进行，没有桌子，考生们把考卷放在膝盖上写。

　　作曲系青年教师李西安被派往上海招考。

　　考点设在上海音乐学院。整个上海地区有5132人报考，仅次于北京的6517人，其中报考作曲系的有400多人。

　　“为什么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报考音乐学院的这么多？一个是大家喜欢，还有就是文革时到样板团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多，积压了10年的人都来了。”李西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后来成为了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人民音乐》主编。

　　当年才19岁、很有活力的谭盾给李西安留下了很深地印象，“我问他拉过什么练习曲，他说拉民歌。后来他拉了一个自己的作品《铁牛进山》，很有味道。”

　　考试分笔试和复试（面试）两轮。作曲系的笔试题目除视唱练耳外，还包括作曲：给几个音，写一个乐段；给歌词，为其谱曲。

　　“为了把考生笔试的卷子改出来，确定参加复试的人，我们两个老师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李西安说。

　　一个叫林德虹的考生的答卷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林德虹将乐段写成了一部完整的奏鸣曲，包括主题、副题、过渡、结束等，而且仔细标明乐器。而他谱写的歌，是一个四部合唱。

　　经过复试，选出了10个人，包括谭盾、叶小钢、陈其纲、胡咏言、金月苓、林德虹等。在李西安眼里，他们每一个都很出众：叶小钢，典型的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小伙子，父亲是著名音乐家叶纯之，外形清秀气质浪漫，才华出众；陈其纲，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虽然当时作曲不突出，但音乐基础均衡；胡咏言，21岁，曾创作悼念周恩来的大型交响乐《安魂曲》；金月苓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的作曲，早已经家喻户晓。

　　李西安不忍取舍，与上海招考区的总负责人商量，请他向学校申请增加名额。

　　各地入选考生的资料被拿到全系老师参加的汇总会上，学生的试卷一一铺开。林德虹的作品引起了怀疑。“系里的杨儒怀教授，是我的老师，说‘我不信，拿来弹弹’，于是把奏鸣曲从头到尾弹了一遍，最后说，‘不是瞎胡闹，不是瞎胡闹’。”李西安说。

　　作曲系的考生人才济济，在学校都传开了。但全作曲系一共才10个人的名额，这些天才，注定会有人被挡在门外。

　　但，他们遇到了“贵人”。

　　“老3楼”的圈子

　　邓启元，总是目光炯炯，因此被朋友们起外号“瞪（邓）大眼儿”。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68届学生，毕业后分配到铁路文工团，家住大六部口街。

　　邓启元和储望华是文革时搞文艺小分队时结识的“哥们儿”。邓启元下了班，常常回母校找储望华聊天。

　　储望华是储安平之子，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主修钢琴，15岁就创作了二胡独奏曲《村歌》，在全国音乐周公演，被《人民日报》称为“带红领巾的作曲者”。1958年，17岁的储望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后留校任教，在文革中创作了著名的《黄河钢琴协奏曲》。

　　杨峻、潘一飞和储望华同为钢琴系青年教师，且都住在音乐学院老3号楼宿舍，也便和邓启元混熟了，常聚在一起。杨峻的妻子、管弦系青年教师左因也常常参与，老3楼一楼的杨家便成了他们的据点。

　　左因人脉广，常热烈地说起听来的各系的招生盛况，其他人也纷纷兴奋地说起自己所知的情况，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眼看着这些难得的、多少年才积攒下的音乐天才们没有机会入学，大家都替学校深感惋惜。他们太知道考生的不容易了。

　　左因说起，管弦系有个吹圆号的考生，晚上没钱找地方睡觉，就干脆睡在马路边的警亭内。

　　左因1965年从苏联留学归来，心怀报效祖国、为母校培养音乐人才的强烈愿望，可回来没过久就遭遇文革，抱负未酬，很希望能为学校留住人才。她热心地转述了从李西安那里听来的作曲系上海“梦之队”的情况：

　　林德虹，不远千里从东北到上海应考，要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艰辛，琴被摔出了个破洞，他就用这把已经走音的破琴应考。

　　叶小钢，因为父亲叶纯之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多次报考文工团而不得。

　　“我在造纸厂做钳工做了6年，每天早上6点上班，晚上8点左右回家，搞音乐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我们是异常徘徊、迷茫、痛苦的一代。”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办公室里，现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叶小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说者无心，听者邓启元却有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