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东亚悲情

　　东亚国家：主体性缺损的后殖民发展

　　早在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李大钊等都曾规劝、警告日本应停止侵略中国而作亚洲联合的旗手。李大钊甚至富有远见地指出：日本若有亚洲主义的觉悟，当承认中国为“亚洲大局之柱石”，念同洲同种之谊以相扶助，维护世界的真正道义。若假此主义以“掩饰其帝国主义”、争夺远东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嫁祸于全亚之同胞”。但日本军国主义者迷信武力、蔑视弱邻，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继而谋“华北分离”、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甚至“南进”印度支那，最终导致日美在太平洋开战。日本战败投降后美苏成为东亚分裂、对抗的两个盟主，虽然传统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但冷战政治对东亚国家的分割继续诱发局部战争，东亚国家之间更延续着战争状态或仇敌想象。这些殖民主义侵略之后的战祸、压迫和屈辱，正应了李大钊指日本“召白人之忌”而“嫁祸于全亚”的预言。

　　战后日本保守政治的意识形态经历了从帝国主义到帝国工具主义的转换。日美安保体制既是美国对日本的军事枷锁，也是美国以日本为地缘政治工具分裂东亚、主宰冷战秩序的法宝。美国通过片面、宽大的对日议和使日本得以减免战争责任、扩大海洋岛屿权益，日本则甘于充当美国反共主义或遏制“中国威胁”、“朝鲜威胁”的工具；而反共主义、逃避战争责任、扩大海洋岛屿权益则造成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敌对结构，日本作为美帝国工具获取比较受益，故而隐忍着被美国军事基地化的另类殖民地屈辱。对于这种日美关系，有日本学者称之为“自发性隶从”结构——受到战争责任追究的自民党政治家为了自保而“向美国卖身”，结成了日美“共同利益”关系。

　　而且，即使是日美经济关系，也有日本作为美国工具发展的两面性。日本在美国的援助下从战败废墟重建并实现高速增长，但美国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和经济保护也强制日元升值、要求日本减少出口而扩大进口。“冲绳返还”时美国向日本要求或明或暗的“补偿”，海湾战争时美国向日本要求“国际贡献”；而现在日本的最大痛苦是几十年前从美国引进的核电站，技术、原料的全面依赖不仅使巨额资金通过核贸易流向美国，并且最终在今年3月的地震中造成了世界最高水平的核泄漏灾难。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使用的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960年代开发的“马克I”沸水型反应堆，而设计该型反应堆的技术专家戴尔·布里登博向记者透露， “马克I”存在着“失去冷却水将导致压力不可承受”的设计缺陷，议论过停止运转的问题，但被上司制止。布里登博说：从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情况看，“即使采取补强措施，但基本设计没变，仍不具备承受氢爆炸压力的强度。”即在某种程度上，福岛核泄漏是由反应堆的结构缺陷决定的。日本的反核知识分子早就认为核电站是“定时炸弹”，但直到福岛核电站为日本“和平”生产了40年电力之后成为“原子弹”，人们并不知道其“定时原子弹性”竟被美国忽略或者隐瞒。

　　中国也是东亚美帝国秩序中的受害者。传统冷战时期中国受美国的封锁和遏制，改革开放以后也成为美国核电站的出口对象，而针对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西藏问题之类设计的“问题外交”机制更成为美国压迫、敲诈中国的利器。

　　在另一方面，既然美国依靠日本对付“中国威胁”，那么日本也从美国那里获得作为工具的中国利益，比如逃避战争责任、非法侵占钓鱼岛、纠缠东海油气田等等。尤其让中国难以接受的是阴魂不散的大日本帝国精神压迫。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任时一边放言“日美关系越好就越能和中、韩等亚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国构筑良好的关系”，一边意气风发地连续参拜靖国神社；这种交涉无效、抗议疲劳的“历史问题”轰炸对于一贯重视“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严重的精神伤害。

　　果然，小泉冲击波下的中国论坛出现了号称“对日新思维”的依附性认知障碍，虚构“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幻想要把历史问题“撇出”外交议程，自许这才是搞战略、谋发展。就像人们感叹“人死了发展还有什么用”一样，民族精神错乱者既不能有意义地发展，也不会得到体面的友好——尚未从核危机中恢复的日本已经正式表示不惜代价驱逐“侵略”钓鱼岛的外敌了。

　　这就是战后东亚的发展。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是帝国主义战争后的另类殖民结构，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则反映着被侵略国家独立后仍然受强权压迫的事实。美帝国秩序下的东亚创造了经济高度成长的奇迹，但呈现着民族国家主体性缺损的后殖民发展性质；这种作为帝国政治工具或被纳为帝国经济部分的发展，是一种进行性的被现代化或伪现代化病态。

　　新东亚想象：超越帝国秩序是否可能？

　　从历史上看，东亚秩序经历了古典文化区域时代的中华帝国、近代殖民主义战争时代的日本帝国和战后至今的美帝国三种范式。但中华帝国没有对周边国家的机制化事实统治和利益榨取，可谓文化象征意义的疑似帝国；倒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摧毁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位后企图建立大日本帝国的军事殖民体制，招致美国具有“道德合法性”的毁灭性打击，从而形成既有价值文明优势又能维护和平现状的美帝国秩序。当然，美帝国秩序生产着美国压迫中国、隔离台湾、驻军日韩的霸权利益，对于东亚国家而言则是一种差强人意甚至是不体面的和平——它意味着东亚国家的军事基地化、分裂化和地区政治的周期性恶化以及与美国的不平等经济关系。

　　但美帝国秩序的历史逻辑和权力结构又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帝国发动侵略战争是美帝国秩序的逻辑前提，而其战争责任的虚无化则构成美帝国工具主义机制化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美国让日本逃避战争责任构造了依附性的日美关系，而得以逃避战争责任的日本即使为了祛除因此产生的失安全感，也要充当美帝国哪怕是指鹿为马渲染周边“威胁论”的工具。而在日美关系外部，日本的帝国工具主义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既造成军事安全压力，也有无视战争责任所象征的民族蔑视。因此，虽然东亚秩序的主宰是美国，但东亚政治冲突的议题往往并非由于现实利益的“反美”，而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抗日”，形成了东亚政治溃疡的伤口。

　　由于逃避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而不得不付出依附美国的代价这种国际政治逻辑固然被认识到了，但战后的历史事实却表明，“抗日”和批判日本保守政治难以改变日本，更没有改变不符合东亚国家尊严和利益的美帝国秩序。这是因为，日本越受到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抵制、批判，国家利益的直感也就越推动日本依附美国，而依附美国的日本保守政治一定更变本加厉地巩固和扩大逃避战争责任的既得利益，结果又加剧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对立。

　　当然，“对日新思维”所代表的对日本保守政治的投降主义更加有害，因为无主体性、无尊严感、无知识思想的后殖民精神状态必然遭到更大的蔑视——最近几年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的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嫌恶和对韩国的尊重就是明证。从“对日新思维”的逻辑推理，一向对“历史问题”激烈反应、揪住不放的韩国人比中国“愤青”更应该被扣上丧失理性、不顾大局、缺乏战略头脑、破坏“经济建设中心”的帽子；但夸夸其谈的扣帽子闹剧并不能改变东亚国际关系的事实：向蔑视求友好的所谓“战略”乃脱离事实根据的空想，造成了伤害政治自尊和国家利益的恶性循环。而如果东北方正县的“碑剧”小品发展成“友好”大舞台，且不论遭到怎样的国际蔑视，中国内部就可能“砸碑团”蜂起——发生暴力和混乱。

　　那么，既然美帝国秩序造成了东亚病态，如何超越这最后的帝国秩序并重建新的东亚政治？韩国和日本认真讨论过“东亚共同体”的构想。韩国学者认为：美国虽然还占据着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黑洞，这种能力衰退将为东亚统合提供机会。而日本学者还借用鲁迅把甘于被奴役的中国人指为“奴颜”的批判，讽刺当今日本知识阶层普遍存在的恐惧日美同盟变动的拒绝反应症，呼吁国民“回归常识”而追求自立于美国的“现代条约修订”。与这种批判思潮相应，日本民主党政府一方面从美军冲绳基地问题切入展开要求“对等”的日美同盟外交，一方面以勇敢面对历史问题的姿态高举起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旗帜，表现出改造东亚政治结构的革命性。

　　但所有这些推演或设想很快被美国利用朝韩武装冲突和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策划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摧毁了，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和行动已经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很显然，韩国学者的评估忽视了美国情报操作、国际传播和虚拟危机事态、制造紧张局势的能力；而日本的东亚共同体外交则忽视了日美关系的东亚全局逻辑，那种在东亚“历史问题”解决之前争取日美“对等”关系的单线冒进必然被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和“朝鲜威胁论”击溃。

　　作为东亚冷战政治史的学术分析，如果日本追求非美军基地化的“独立国”，就必须解构东亚冷战政治，即以东亚和解的和平政治建构来消除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朝鲜威胁论”和“台湾问题论”口实；而东亚和解的和平政治建构则有赖于清算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冷战政治遗产，真正终结包括冷战心理在内的“战争状态”。也就是说，日本欲超越美帝国霸权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需要重构“对等”的东亚国际关系；日本欲探索东亚地区的统合，需要克服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后遗症即对弱邻民族的政治敌视和心理蔑视。为此，日本有必要对战后追求战争责任虚无化的帝国精神作出自我超越，即回到战争责任问题的历史原点。

　　但中国作为东亚帝国主义战争和战后冷战政治的最大受害者，不能过分期待日本而忽视自身的东亚角色的构建。试想，如果近现代中国能以民主团结的民族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无须美苏参战，战后的东亚秩序怎么会没有中国受尊重的大国地位？

　　总之，战后东亚秩序的再帝国化原因在于东亚国家的政治错误和外交失败，解构美帝国秩序的新东亚想象有待于东亚国家的文化主体性重建和民主政治能力成长，日本摆脱美帝国工具主义需要中国在价值观和国家能力两个方面获得日本不亚于对美国的尊敬。这种理解是新东亚想象的合理根据，也是中国争取有尊严利益的中日关系和东亚秩序的知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