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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军政府首任都督:从上任到被杀仅10天(图)

来源:湖南电视台-etv《法制周报》
2011年10月01日01:28
站在焦达峰故居前面,焦复楚老人一脸无奈。
站在焦达峰故居前面,焦复楚老人一脸无奈。
残存的焦达峰故居。
残存的焦达峰故居。

  一生在家乡革命 为湘民舍身成仁

  焦达峰: 十日湘督的跌宕人生

  《法制周报》记者 赵雪浩 文/图

  在一个初秋的清晨,从长沙出发,走机场高速,沿长永高速依次路过永安、北盛、沙市等街镇,就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湖南军政府首任都督焦达峰的故乡。为纪念这位辛亥革命元勋,上世纪80年代这个村子更名为“达峰村”。

  可以这么说,在湖南籍的辛亥革命风云人物中,焦达峰的一生始终与湖南紧密联系在一起。与黄兴、蔡锷等人的辉煌革命历程在省外不同,焦达峰选择了一条本土革命之路。从1887年到1911年,这24年就是他的一生,虽很短暂,却跌宕起伏。

  1912年,当他被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的时候,一位未留名的“浏阳宿儒”给了他一副挽联:“与周郎同年,昔日都督,今日都督;继关公扶汉,前破长沙,后破长沙。”

  寥寥数字,意味深长。

  幼时就立志于革命

  “从记事起,父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祖父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高祖父为了送他到日本留学,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的田产,甚至连秧苗都没放过。”2011年9月22日,在浏阳市龙伏镇达峰村,65岁的焦复楚一边指着墙上祖父的遗像,一边对《法制周报》记者说。

  据史料记载,1887年1月16日,焦达峰生于浏阳一户富裕的地主家庭,在乡亲们的口中,他是个“喜欢到处走,很调皮”的孩子。焦达峰的家庭颇为开明,据周学舜所著《焦达峰》一书考证,“祖父焦添龄在焦家桥开设水烟店,家境日益小康……父亲焦舜卿壮年在家塾教书,反对八股,无心于科举功名,倾向于维新”。

  焦达峰“天资聪颖,少年成才”,他曾建议父亲改变私塾只读书不运动的旧例,建议安排课间自由时间。他颇懂一点武术,“行远路健步如飞,善游泳,打鸟弹无虚发,只身夜行山路数十里,无所畏惧”。听起来像个十项全能的运动少年。

  关于祖父年少时的聪明,焦复楚特意讲了一个故事:据说焦达峰在9岁时就会作诗和对联,一天,老师命诸学生对“子女好”,焦达峰不假思索地答“日月明”。老师黎尚姜听后甚为惊异,赞其“神童”。

  而焦达峰幼时萌发的反清思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位“世代洪帮、自称明代遗民、热衷于反清革命”的黎尚姜先生。而黎尚姜也十分赏识焦达峰的坚强意志和卓越才华,遂对已加以“文传武授”的悉心教导,并曾预言“焦达峰是当代的吕尚、兴汉灭清的革命家”。

  殊不知,不出十年,此预言便已成真。

  1902年,15岁的焦达峰前往浏阳就读于县立南台高等小学堂。而这所学校在戊戌变法中曾被谭嗣同和志士唐才常改为算学馆,而此二人也成为读书时期焦达峰的偶像。焦达峰慨然宣称:“吾惟有从谭嗣同、唐才常之后耳。”

  未隔一年,16岁的焦达峰又前往长沙就读于高等学堂游学预备科学习日文,并在华兴会的东文讲习所学习,后加入华兴会外围组织同仇会,与黄兴、禹之谟等交往密切。1904,华兴会预备在慈禧寿辰日起义,而焦达峰对禹之谟大张旗鼓的行为不甚认同,遂决定东渡日本,寻找革命道路。

  当焦达峰踏上赴日之路时,华兴会起义也已失败,像宋教仁、黄兴等一大批华兴会成员相继留学日本,这些年轻革命者在东渡日本的数年内,互相帮扶,走上了一条同舟共济的革命征程。

  “十日湘督”的革命遗产

  “祖父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我高祖父是暗中大力支持的。那时的高祖父已经由倾向维新转为暗地里支持革命。”焦复楚老人解释说,“但出于安全考虑,所以只能偷偷地支持,听叔爷爷讲,当时高祖父为掩人耳目,表面上经常骂祖父是‘败家子’。”

  在1904年到1908年四年的留学时期里,焦达峰先后在东京铁道学校、东斌步兵学校学习铁路管理、军事。在此期间,他不但加入了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还担任同盟会联络部长,负责联络中国地下会党,将同盟会活动范围由南方沿海推进到长江流域。

  1908年,刚一回国,焦达峰就与孙武等谋划两湖军事暴动,创建共进会湖南总堂,并自任龙头大哥。1911年4月,他筹划响应黄花岗起义,可那场起义虽壮烈却短暂,他的响应也无从谈起,无奈之下避居武汉。

  1911年5月4日,焦达峰与共进会众多革命者会面商谈,认为此前东南沿海地区的起义屡屡失败,此路行不通,应在长江腹地、两湖地区发动起义。焦达峰更是语出惊人:“苟无广东,中国则无革命乎……我两湖亦能革命,何必倚仗别处。”于是,他们订下一省发动起义、一省立即响应的盟约,“长沙先发难,武汉立即响应;武汉先发难,长沙立即响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声响起,远在长沙的焦达峰三天后才得知这一消息。践诺时机刻不容缓,他随后多次召集革命者商讨起义事项,最终决定在10月22日发动长沙起义。

  1911年的10月22日,起义新军们一早整装待发,焦达峰率领第四十九标炮营进攻小吴门,陈作新率领第五十标进攻北门,两军攻破城门,又攻占军械局。长沙起义宣告功成。

  10月23日,焦达峰在都督府宣告就职,随即电告湖南境内各道府州县,饬令光复,发布讨清檄文。几天后,湖南各重镇相继光复。稳定了湖南局势,焦达峰和陈作新开始积极运作援鄂、赣起义。

  “可以这么说,援鄂之举对整个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极关键作用。”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饶怀民认为,当时革命军军心散乱,援鄂军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不但稳定了军心,也让袁世凯投鼠忌器,令北洋军采取观望态度。这样一来,不但湖北革命军得到喘息之机,各地革命党人也获得了信心和时间。

  “但援鄂之举又必然使内部空虚。”饶怀民进一步解释,“当时湖南虽已光复,但时局并不稳定,投机者也极多,革命随时面临被复辟的危险。”

  果不其然,10月31日,因长沙发生“挤兑纸币事件”,焦达峰派陈作新前往处理。陈作新十分大意,未带一兵一卒,“单骑行视”,途中被梅馨预先埋伏的叛军杀死。随后,梅馨带兵冲进都督府。

  “当时大家都劝祖父逃走,但他却表示‘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复,自有天谴。’他宁死不走,最终被叛军杀害。”焦复楚老人说到此处,忍不住连连感慨。

  从焦达峰当上湖南省都督到被杀害,只有10天;他牺牲时,离25岁生日还差16天。

  孙子呼吁修复故居

  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为缅怀革命元勋,孙中山在南京追赠焦达峰为“开国陆军上将”,将遗体安葬于长沙岳麓山。1916年,感于焦达峰死之悲壮,在长沙岳麓山其墓前特立“浏水坠泪碑”。

  焦达峰英年遇害,除了对辛亥革命是一个重大损失外,对浏阳焦家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焦复楚老人回忆,当时高祖父对儿子取义成仁“哀而不悔、革命志气也始终不衰”,并在1924年自己的花甲之年作诗《自题》纪念,诗言:“笑貌容颜真写出,胡为肝胆两曾描;因留方寸子孙子,一点丹心不动摇。”

  焦达峰的牺牲对其遗孀沈菁莪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一双天足嫁人”的女子是焦达峰的舅家表妹,两人从小青梅竹马,结发后志同道合。焦达峰在外革命,沈菁莪拿出首饰资助;焦达峰去世,沈菁莪遂改名“沈悲峰”,并作诗“两字悲峰恸改名,遗篇展读泪满襟;成仁取义兴邦事,忍死全孤继志心。”

  随后,沈菁莪用丈夫的抚恤金在焦家大屋旁建起纪念堂,终生纪念他。

  “祖母后来一直就住在这个屋子里,粗茶淡饭,纺纱织布。她经常说祖父这一生,虽短暂,却轰轰烈烈。”2011年9月22日,65岁的焦复楚站在祖母沈菁莪为纪念祖父建起的纪念堂前,摸着一段残留的门墙,不无感慨地说,“每一年从岳麓山祖父墓前凭吊回来,再看看这杂草丛生、残垣断壁的老屋,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焦复楚老人对记者坦言:“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修复祖父的故居,我心中有愧。”

  对此,达峰村支书王升华则表示,当地村委也一直在呼吁修复焦达峰故居,跑了很多部门,却始终没有最终方案。据资料显示,该故居位于浏阳市龙伏镇达峰村新屋组,是一处具有南方典型特点的天井式民居建筑,系焦达峰高祖父焦杨柏于清嘉庆年间修建。焦达峰故居坐东朝西,故居由前、中、后三栋建筑组成,主体面阔五间,共计占地面积660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湖南风格民居。

  而记者在现场所见的焦达峰故居,虽是浏阳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却杂草丛生,处处残垣断壁。故居仅存槽门屋及南侧焦达峰纪念堂建筑五间,在瑟瑟秋风中显得破败不堪。

  “原本是木质结构的房子,里面的木橼被人取走,换了泥土撑在那里。这剩下的一点东西看来也禁不起折腾,就要垮掉了。”站在祖父焦达峰的故居前,年过花甲的焦复楚老人脸上写满了惆怅与无奈。

(责任编辑:UN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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