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坤之子熊辉：父亲无愧“首义第一枪”

　　熊秉坤之子熊辉。

　　100年前熊秉坤对空连发3枪拉开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序幕

　　100年前的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正目（班长）熊秉坤对空连发3枪，拉开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序幕。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称“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熊一枪”之说广为流传。

　　今年85岁的熊辉是熊秉坤之子，近日，熊辉在武汉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熊辉讲述了当年鲜为人知的细节，再现了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惊心一刻。对于延续至今的有关第一枪的争论，熊辉说，父亲无愧“首义第一枪”。

　　文、图 本报特派记者何涛

　　惊心一刻：

　　假传“命令”发动革命

　　广州日报：武昌起义第一枪是如何打响的？

　　熊辉：1911年9月，为了团结对敌，与共进会联合，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负责总机关。制造炸弹的秘密据点设于俄租界汉口宝善里14号，由孙武主持。一开始大家商约10月6日准备起义，但是由于有人到上海买子弹回不来，黄兴也不能来武昌，原定的计划没有成行。

　　1911年10月9日中午，突然传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参谋总部带人试制炸弹爆炸，孙武被炸伤，随即被送到了一间日本医院医治，总机关被暴露，遭到俄租界的巡捕破坏，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全部落入俄巡捕之手的消息。

　　形势突变。刘复基、蒋翊武当即决定，10月9日晚上，以南湖炮声为号，大家起义。我父亲下午5点钟接到了邓玉麟传达的命令，等南湖炮声一响，大家肩章反扣，右手绑白带子。

　　当时，拿下工程营是起义的关键。如果他们拿不下工程营，别人部队更拿不下。我父亲及时回到工程营，组成了革命大队，自任大队长，下面有正队、支队和分队。这么一个编制，加强了战斗力。

　　广州日报：你父亲只是一个班长，如何发动起义的？

　　熊辉：我父亲当时只是一个小班长，当时撒谎称，接上级命令，让工程营率先发难。吃早餐时，我父亲向各队的代表传达了这一“命令”，大家都表示同意。

　　这时有一个好消息传来，部队任命我父亲当舍卫长，有了这个职务之后，我父亲可以在营区里自由走动。我父亲抓住这个机会不放，层层发动士兵。后来，我父亲又巧妙地盗取了腰牌，穿着雨衣混进了其他的营房，联络了各标营革命党人的负责人。经过一连串的紧急发动，起义的力量已经俱备。

　　后来决定在10月10日下晚操时动手，因为下晚操时军官较少，但官员却意外地取消了晚操。后来我父亲等人又决定，在晚上点第一道名后、第二道名前，以枪声为号发动起义。

　　当时士兵手中都没有子弹，我父亲又找到一位与他关系好的排长，偷了6盒子弹。

　　当晚，我父亲巡逻时突然听到了枪声。原来，工程营的代理营长阮荣发得到消息前来镇压。

　　大家拿起花盆、脸盆、痰盂往楼下丢，奋力抵抗，把黄坤荣和张文涛击毙。随后大家一涌冲下楼。此时，我父亲连连吹哨子，大声喊，大家起义。刚开始来了40多人。父亲按约定向空中连开三枪，随后大家直逼军械库。当天布置革命军的任务是兵分3路进军督署。迅速占领督署，清吏望风而逃。武昌首义成功。

　　武昌起义好像是一夜成名，其实是准备了8年才做到的。

　　“第一枪”之争：

　　“熊一枪”当之无愧

　　广州日报：历史和最近都有过“第一枪”之争？

　　熊辉：第一枪是有争论，不是现在有争论，几十年前就有了。武昌起义后，我父亲到日本，孙中山先生特意介绍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

　　我父亲是革命大队的大队长，下面有正队、有支队，程正瀛是一个分队的队长。我父亲当时认识不够，他说是程正瀛打响第一枪，当时程正瀛已死。我父亲很坦荡，他说，起义是程正瀛打的第一枪，各算各的账。父亲闹革命不是为了争名争利。

　　一直到后来，孙中山到黄埔军校成立时和在《建国方略》中都讲到我父亲打响了第一枪。后来，我父亲在想，为什么孙中山会这么说。最后，他悟出来了。孙先生这么说，是高屋建瓴，站在全局看问题。

　　后来，我父亲改变了看法。以前不争第一枪，现在争了。我父亲回应，以前是不争第一枪，现在争，是孙中山先生争。

　　革命之路：

　　为了有饭吃从军闹革命

　　广州日报：您父亲家境贫寒？

　　熊辉：我爷爷过世后，家道中落。父亲小时候，家里贫寒，姐姐嫁给了一个流浪汉，一个妹妹给人当童养媳。父亲也曾读过书，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但来到城里后，没法讨生活，当过苦力。

　　广州日报：为什么要从军？

　　熊辉：当时父亲生活很苦，后来碰到一个名叫朱子龙的人，对方觉得我父亲这个青年不错，就对我父亲说，何不投军。父亲想到，投军有饭吃，就到了部队。后来受到一些革命党人的启发，慢慢走了革命道路。

　　广州日报：您父亲性格如何？

　　熊辉：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又刚直坦荡，有什么说什么，不管别人受不受得了。

　　广州日报：您身为中将家庭，但也无钱读书？

　　熊辉：我一直住在父亲身边。我读中学时正值抗战时期，我在重庆读了清华中学。之后，物价飞涨，家里没钱供我读书。当时很多房子被日军炸了，也多人住在我家里。后来找同乡帮助，转到了免费的英才中学就读。抗战胜利后回到武汉，我考取了上海的两所大学，一所是圣约翰大学，一所是震旦大学，但都没有钱去读。 后来，父亲找了老战友，让我读了私立的中华大学。

　　中华大学是以前辛亥老人办的一所大学。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北方有南开大学，南方有中华大学。1949年以后，院校合并，我就在武汉大学毕业。

　　辛亥遗风：

　　辛亥精神今天仍不过时

　　广州日报：父亲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熊辉：我这个人也是有什么说什么，这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教育我是9个字：坐得稳，站得直，行得正。

　　广州日报：现在看来，武昌起义为什么能成功？

　　熊辉： 前有黄花岗起义可歌可泣，永垂千古。湖北身处中原地带，当时海外力量比较强，支援广州比较方便。当时孙中山不太支持在湖北发动起义，因为难度相当大，没人、没枪、没钱。但湖北的许多革命党人脱下了长袍马褂，加入了湖北新军。革命党人最终在新军里发展了五六千的革命党人。这是取得胜利的保障。

　　广州日报：辛亥革命在当今有何现实意义？

　　熊辉：辛亥革命精神首先是以天下为己任，爱我中华为天职，追求真理的精神。辛亥精神到现在仍未过时。

　　辛亥革命精神是胸怀全局，求同存异，风雨同舟，同心协力。国家要统一，不要分裂，要求同存异。现在辛亥革命精神仍然是振兴中华的巨大动力之一。

　　历史趣闻：

　　溥仪向“熊一枪”敬酒

　　广州日报：50年前，末代皇帝溥仪曾向您父亲敬酒？

　　熊辉：辛亥革命50周年座谈会，我父亲作为全国筹委会委员和湖北省代表，到北京参会。我跟着父亲参加国宴。没想到，溥仪也出现在国宴上。特赦之后，溥仪是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资料专员的身份参加这次国宴。

　　溥仪听说我父亲去了，主动要敬酒。一位统战部副部长走到父亲面前说，首长，给您介绍一位新朋友。过去的皇帝来给你敬酒。溥仪对父亲说，谢谢你打响第一枪，否则我还是一个儿皇帝，在梦里糊里糊涂。

　　父亲说，不用谢。过去是冤家路窄，现在冤家路宽，我们殊途同归。你现在参加国宴，是新人，我也是新人，我们是新人敬新人。

　　熊秉坤其人

　　熊秉坤（1885~1969），湖北江夏（今武汉）人，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1913年“二次革命”时，在南京参加讨袁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中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