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台文史专家为学子解读革命思想活动(组图)

广东学子在孙中山画像前

7月17日，广东学子参观台北中山纪念馆

　　台港澳文史专家为广东学子解读孙中山先生早年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

　　中山足迹所至 薪火两岸相传

　　文/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邓琼

　　图/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邓勃

　　在此次“寻觅孙中山革命足迹”活动中，港澳台一线虽非革命战火直燃之处，但因其对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思想形成、信仰传播负有特殊意义，备受瞩目。

　　7月15日至22日，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等广东高校的60名优秀学子，在孙中山基金会专家的带领下，从广州出发，经澳门赴台湾，再从香港返穗，开展了一系列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迹的学习参访活动。

　　“孙中山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起源于澳门。”

　　魏楚雄

　　“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藉由孙中山彻底联结起来的。”

　　邵铭煌

　　“其中与孙中山成长紧密相关的数个站点，就浓缩在全程仅需45分钟的一个区域。”

　　李金强

　　澳门

　　中山革命思想的滥觞

　　澳门的镜湖医院，是孙中山先生正式踏上职业生涯的起步之处。在医院院内孙先生的铜像前，广东大学生们首次了解作为医生的孙中山曾经如何“威水”1892年，他从香港医校毕业之后，来到这里，成为澳门第一位执业的华人西医。行医不满三月，他便声名鹊起，被当时澳门的《镜海丛报》誉为“神乎其技”。

　　第二个必访之地是位于澳门文第士街的“国父纪念馆”。纪念馆负责人刘孟球介绍，这座富有回教风格的小楼原是1918年为孙中山家人兴建的寓所，现在的陈设均为孙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时所用的文物家具及在澳门行医时所用的物品，另有一些国父真迹和生前珍贵照片，包括与革命先烈们的合照。

　　在纪念馆的小会议室里，澳门大学历史系的魏楚雄教授做了第一场专家点评，他提出“辛亥革命起源于澳门”，这主要是从“孙中山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起源于澳门”的角度来谈的，“且不说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期间，常与并称‘四大寇’的杨鹤龄等几位革命志士去澳门，在杨鹤龄的居所纵论革命；1893年郑观应发表《盛世危言》时，也已与在此间行医的孙中山交好，对后者形成民主革命思想起到很大作用；孙中山还一边行医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与葡萄牙籍印刷商飞南第合作创办报纸，宣传革命……”

　　有学生即席发问，孙先生在香港学成医术并广有人脉，为何要选择澳门开始执业？魏楚雄认为，一方面，孙是澳门第一个华人西医，此地是事业的处女地，发展空间大；另一方面关键是，1892年前后的澳门，政治空气要比香港自由得多，便于孙中山形成和宣扬自己的革命思想。

　　台湾

　　连接大陆革命的桥梁

　　在宝岛，学子们连日参观了台北“国父纪念馆”、“逸仙公园暨国父史迹馆”、阳明山中山楼等地，除了切身感受中山精神在各处的影响，还深深领略到台湾学者对孙中山研究的严谨与深邃。

　　在中山楼为广东学子做“孙中山与台湾”专题讲座的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认为，孙中山策划革命之初，就派同乡陈少白到台湾结交志士，并于1897年成立兴中会台北分会，点燃台湾革命火种。他说：“之后不论是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起义活动，或是后来发动抗日，讨伐袁世凯的护法运动等，都有台湾志士参与其中，因此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藉由孙中山彻底联结起来的。”

　　参观完“国父纪念馆”的当天下午，该馆的刘碧蓉博士带领广东师生在台北街头寻访先贤足迹，更近地接近历史。位于台北中山北路一段46号的“逸仙公园暨国父史迹馆”，是孙中山第二次来台湾时逗留过的“梅屋敷”所在地。刘碧蓉指出，根据她从日本方面的货轮客运史料中得到的线索，1913年孙中山赴台时，凌晨4点多船靠岸，下午5点才有航班去日本，因此他只在此逗留了半天时间。由于当时日本当局惧怕孙中山与革命人士接触，严密封锁了消息，在台志士应该无人知晓。

　　随后，刘碧蓉又带领大家来到台北市长沙街，1900年孙中山第一次来台、策动指挥后来的惠州起义时，就曾在这一带活动了43天之久。依稀可见此处当年被称为“新起町”时军政要地遍布的痕迹，刘碧蓉进而推论：“可见孙中山第一次来台得到了日本当局默许，所以才会允许他将起义指挥部建立在这样的地方。”

　　香港

　　“孙中山史迹径”的浓缩

　　寻访团到达香港“国父纪念馆”时，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李金强教授已等候多时。他推荐了一条非常难得的“孙中山史迹径”1996年由香港中西区区议会设立，将孙中山生前在香港读书、居住及与革命党人聚会地点串联而成的一条路径。其中与孙中山成长紧密相关的数个站点，就浓缩在全程仅需45分钟的一个区域。

　　广东师生不顾暑热，在高楼林立、地势起伏的中环地区开始了寻踪觅迹的踏访。

　　首先来到鸭巴甸街的皇仁书院旧址（第9站）。1884年，18岁的孙中山先进入歌赋街44号的中央书院（第5站）就读，该书院后来搬迁到鸭巴甸道并改名为皇仁书院。据史料记载，孙中山在中央书院开始接受西式教育，放学后常去不远处的必列者士街2号的美国公理会福音堂住所（第4站），在这里他受洗为基督徒。

　　沿必列者士街的青石台阶而下，便来到荷里活道77－81号香港西医书院旧址（第10站），中山先生曾在此学医5年。眼前已难觅书院踪影，而是一座蓝白相间、底层为商铺的现代大厦，与之相邻的75号则是他当时常去参加聚会的道济会堂旧址（第11站）。

　　在歌赋街8号，还有孙中山好友杨鹤龄之家业“杨耀记”（第6站），孙、杨二人常与陈少白、尢列在此抨击清廷腐败，“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时人称其“四大寇”。

　　一路寻来，青年孙中山的足迹历历如昨，青年学子们更加深入体会到了伟人当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