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的中国启示录

　　中国等待“乔布斯”

　　中国的创新环境目前缺乏完整的系统性；而推动创新最首要的关键或许在与，要改变我们文化与教育当中，增加创新成本与限制青年人创造力开发的教育模式”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陶短房 实习记者邬骊发自渥太华、北京 大师已去，一个时代谢幕。但对未来，拷问继续：谁会成为下一个乔布斯？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历数了各国有望成为“下一个乔布斯”的人选。在美国，候选者是与乔布斯有着相同辍学经历的“脸谱”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他同时亦是最被看好的候选人；而在中国，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悄然入围。

　　但在盘点创新领域领军人物的同时，“乔布斯无法被复制”的呼声也充斥各种媒体。对此，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蔡剑解释道，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英雄”。他肯定地说，“下一个创新人才一定不能叫乔布斯”，“创新本来就是多变的，他（她）不可能非要遵循乔布斯的道路”。

　　但乔布斯式的成长轨迹却发人深省。经济学家马光远表示，乔布斯之意义在于给任何一个国家都提供了一个如何培养“乔布斯式”天才的制度性思考。这对正在“创新型国家战略指引下”发展的中国，更显得关键。

　　美国“借力打力”的系统环境

　　那么，美国对乔布斯们提供了怎样的生存和发展“土壤”呢？

　　其实，乔布斯并非科班出身，也不是科技达人，他本人虽有多达313项专利，但大多属于设计、观感等领域，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巨人肩上”借力打力获得的：

　　第一次“苹果旋风”把世界带进家用微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时代，但真正的技术“大拿”是乔布斯的合伙人斯蒂夫·沃兹；第二次苹果复兴，靠的是“3i”奇迹，而打响头炮的ipod最初甚至不是苹果公司的构想，而是发明狂人兼音乐发烧友托尼·菲德尔天马行空的创意，在苹果的研究所、实验室和学院里，每天都在创造各种各样的技术狂想，甚至乔布斯去世的当天也未曾停止。这种“借力打力”需要完善、发达的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体制，从而使创新环境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

　　曾有人讥讽：“技术魔术师”的乔布斯是“最喜欢对高科技指手画脚的高科技盲”，在某种程度上这并非向空虚构。但不可否认的是，乔布斯的指点经常切中肯綮，时有画龙点睛之手。而这，也与美国科学知识普及密切相关。

　　美国素来提倡挖掘动手能力，水暖、木瓦工、园艺、机械、电气等小修小补，一般家庭都可做到“不求于人”，自己改装过的汽车上路、飞机上天，也并非奇事。不仅如此，市场和社会对这种风气也给予方便、鼓励，从装修到业余航空，各种DIY服务配套齐全、方便。正是如此，在艺术或商业头脑发达的“门外汉”，也可以拿出“不那么离谱”、却有独特之处的灵感，或让专业人士产生跨学科、跨领域的奇思妙想。这是美国为创新打下的基石。

　　“创新就是要做少数派”

　　众所周知，苹果最初是诞生于车库的小公司。而乔布斯在公司起步之初，除了一个尚无同类产品可供参照的设计蓝图外，没有资金、没有成品、没有原料，但他先用样机打动了销售商，让销售商一次订购了50台，并声明“货到付款”；接着，他拿着销售商的订单跑去原料供应商那里赊账，并直接将电话听筒塞给对方，表明“有能力在交货后付清款项”；其后，几个公司创始人找来亲朋好友日夜赶工，终于抢在合同期内完成全部成品，挖到了第一桶金；再往后，更是凭借这一奇迹般的成功，吸引到更多的投资与合作伙伴。

　　在美国，起步于车库或类似环境、但终成大业的公司不知凡几，从比尔·盖茨到杨致远，从迪斯尼到惠普，这些如今响当当的名字，都是在一间间大同小异的车库里呱呱坠地的。如今，正在硅谷“孵化”的众多潜力之星，有些起步之初连车库也用不上，不会有人因此而看不起初创业者或他们的竞争能力，也不会有人因此戴上有色眼镜看货。换句话说，小企业在美国的注册、起步十分方便，即便失败也容易从头再来，而“卖预期”、“博创意”更是社会普遍认同的理念。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适宜初创者“折腾”的氛围里，产生“苹果”与“乔布斯”的概率，自然很高。

　　乔布斯最伟大之处，是他“总想做些和别人不同的事”。

　　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认为：“创新就是要做少数派。”他几乎阅读了所有关于乔布斯的书籍和文章。他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360之所以当初坚持“免费杀毒”的路线，正是受到乔布斯精神的启发。

　　文化培养是关键

　　而乔布斯之所以能成为乔布斯，还有制度和社会文化的“保护”。

　　乔布斯和苹果靠专利取胜：苹果公司有1820个专利，其中347项为今年申请，占总数19%。虽然数量看似不如拥有1.7万个专利和7500条申请中专利的摩托罗拉，或6000项专利的北电，但很多都属于重要的基础或前瞻性专利，如人机工程、触摸屏技术等。相形之下，劲敌谷歌就曾因在行业内根基浅薄，专业储备不足，陷入“卖的安卓系统越多，向苹果缴纳的专利使用费也越多”的窘境；而老搭档三星也因此曾大吃苦头。反过来，倘若美国不是个对专利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到无微不至、“山寨”成本高到无法承受的社会，被逼疯的只怕不是模仿者，而是乔布斯自己。

　　另一方面，每一次乔布斯所推出的，都是与众不同，但容易上手和流行的产品。他不模仿别人，只让别人模仿他——尽管那些模仿者有时做得很好甚至更好，但成功的总是乔布斯。说到底，这就是独创性，但倘若没有市场和社会的宽容与接受，倘若这个市场仍是“成熟第一”、“价格为王”的低端竞争市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能成功吗？

　　对创新的追求往往止于失败本身和对易实现利益的追求。这对2003年以来常去硅谷“充电”的蔡剑而言，深有体会。他坦言，一个区域的发展模式更多取决于其中聚集了什么样的人。最终源动力还是硅谷的开放包容文化，各路英才协同创新。

　　而在中国，“我们的文化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本身就抑制了创新的发展。”周鸿祎讲道。因此，蔡剑一直以来提议，中国推动创新最首要的问题是“改变我们文化与教育当中增加创新成本与限制青年人创造力开发的教育模式”。

　　“现有的教育模式，比如中小学大量开展奥数培训，为提高升学去学，实际上知识层面上的东西跟实际应用中的思想是关系不大的。为了升学应试去做这些，其实是限制了青年的发展，同时，考试只是让年轻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在创新过程中通常是没有对错的，需要去尝试，而且要不怕失败，允许去探索，这跟考试的形式和目的势必冲突。”蔡剑说。

　　“乔布斯”诞生在中关村和深圳？

　　在业界都呼唤“乔布斯式”领军人物的背景下，中国已有城市开始着手培养“乔布斯”。

　　据国内媒体报道，宁波市新近出台了一份关于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培养的《意见》。从今年开始，宁波市将以5年为一个培养周期，在3个层次培养1400名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这一数字到2020年计划达到2800名。宁波此举被外界视为培养“乔布斯”的努力。

　　蔡剑认为，创新人才的培养的确需要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但政府的角色不太适宜去直接培养人才，而是应该从政策出发，去营造培养人才的环境。针对投入培养的经费，蔡剑表示：“真正的创新人才不需要经费的投入，他是创造价值的，而光花钱培养不出来人才。”他说，创新真正的核心思想不仅是企业经营的创新，而是指整个思想层面、文化层面，不以创造利润为目标、而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的的创新。

　　“如果没有媒体、企业、政府等各方面共同努力来树立社会多元的价值观，乔布斯式的创新人才就很难在中国出现。”周鸿祎说。

　　对此，蔡剑表示赞同。但他同时对中国未来的创新发展感到乐观。“改革开放30年解决了中国发展的体制基础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东西文化交汇的时代，只要国家发展不受停滞，中国在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方面都会有大的突破。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环保，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会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创新者。”他说。

　　以他所见，目前北京中关村和深圳已逐渐开始建立接班人选拔机制、长远的价值观、持续不断的增长性市场，未来伟大的科技公司在这两处“最有希望”。

　　《国际先驱导报》法律声明：本报记者及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撰写的稿件和提供的图片，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有需转载者请致电至010—63073377或发邮件至ihl-market@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