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白”后的方宏进 商海味道

　　我想证明自己

　　方宏进今年50岁，自认是“极要强”的人，“我做事就是要做到很好，而且要做有开创性的事儿，把自己逼得狠，但也乐在其中。”他信佛教，但“比较理性”，信的是“那种道理”，他觉得一个人的大轨迹是定好了的，能改变的只是细节，“把我生在黑非洲一个没人听过的小国家，我也会经历类似的事情，比如小时候学习好，很早就读了研究生，二十几岁就当了系主任，后来进了某个圈子，在那个圈子里也是比较能说会道的人，然后年纪再大点也会怎样……”

　　他1992年进入央视，从1995年起担任了9年的《焦点访谈》主持人。赶上了中国电视新闻改革最红火的时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焦点访谈的主持人个个都是包青天化身，虽然他们在节目里说话前后不会超过1分钟。那时方宏进进出央视根本不敢走正门，“不然就有人直接‘砰’给你跪在地上，递状子。”

　　2003年离开央视，方宏进说自己想证明两个东西，一、他不光是靠嘴吃饭的，还能做事情；二、他不是只靠着央视的平台做事情，换了平台也能行。“我总问自己能不能做得多一些，能不能再证明多一些？这是我自己的贪欲。”采访中，方宏进多次提到“做事情”，连“退几步的时候也在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

　　在东方卫视，除了担任总策划、总制片人，对方宏进“特别大的一个诱惑”是做《中国经营者》，这是东方卫视与美国CNBC合办的一档企业家专访栏目。方宏进做了几期后CNBC觉得不错，就拿到它的频道上去播，成了CNBC第一档外语节目，“到现在我不知道中国电视有没有类似的突破，一档中文节目拿到美国主流频道去播，打英文字幕。”

　　方宏进用一种探讨的、质疑的方式去和那些行业的领军人物交谈，“你这个做得是不错，是不是能更好啊？你现在这样有没有危机啊？……所以我也跟很多采访过的企业家成了朋友，因为他们可能平时不太容易听到这样的议论。”后来他总结说，这个节目让他见到了中国做财经最成功的人物，“我其实是看到了财富是什么样的人、用一些什么方式获得的，我也大概知道了在中国经商要按照什么样的模式……你会觉得这些人不神秘了。”

　　“比如说当时做风投的公司我全部都接触过，人我全部都认识，也知道这些人怎么去选项目，怎么投资，甚至一度觉得，以我对商业的理解，有些项目是很狗屎的，而有些好的项目他们不投，但时间长了就会发现资本有它的思考方式。”他说。

　　规矩就是规矩

　　方宏进在2007年的想法是做成一家上市公司，“当时也确实在往这条路上走，我知道植入广告这种商业模型可以做到很成功，我也知道我可以拿到风险投资，打个电话就可以叫到几百万，这个你当然可以用广义交换论来解释，毕竟我的形象是比较可信的。”

　　“广义交换论”是方宏进这两年琢磨的东西，因为无事可干，他就天天读书，“你最后会发现，碰到事情，看书是治疗、安慰自己最好的方式。”他重点研究了汉奸文化和“广义交换论”，他开玩笑说，没准后者几十年后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方宏进本科学物理，研究生学的是社会学，他觉得社会学领域缺乏精细分析，“经济财富可以等量交换，其实社会财富、精神心灵财富也可以，只是我们没有建立那个价格体系。如果有了这个体系，微观经济学的一套数理分析方式就可以进入社会学领域，很多东西就可以来算了。比如，现在社会对于成功的标准太简单，有钱了就是成功，明朝的时候，士大夫以到朝廷上骂皇上为荣，巴不得你把我处死，我能给家族树立一个直言形象，光耀门楣。但现在大家都比钱，为什么很多官员会腐败？我们的社会没有别的定价系统给他们参考，官员也要和商人比钱，这是他的死路啊。”

　　记者问方宏进有没有拿“广义交换论”研究过自己，他否认了，“这需要很细的分析。”不过他承认自己在商业上的不成功，“我的问题可能是在还没有掌握很多财富的情况下就想了很多事情，只想做事而没有精细的控制能力，这就是浪费财富和资源。”

　　他做了多年媒体，并非不知道商界的残酷性，但到了《候机大厅》这次才算真正体会到。“那时觉得都是好朋友，都是哥们儿，（购买硬广告补偿华龙）没有签补充协议，这就做含糊了，不然以后都没这些事儿了。我现在做事就不想那么着急，把事情都看好了，还往后退半步。什么事情都按照法律来，这样做事先显得斤斤计较，其实最安全。用我的说法就是，谁也别信谁，交情是交情，规矩是规矩。”

　　方宏进原来看不起管钱的人，觉得这些人没有理想，整天想着都是如何把100万变成120万，“这样你就成功了吗？”但后来他发现，是自己做传媒的理想主义色彩太浓了，“总觉得你能做成，我也能做成。我采访了那么多人，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不是。”

　　现在他偶尔帮人家做做融资顾问，更多的是告诉别人放弃，“这些人都是野心勃勃的，都是很努力做事情的人，都有很强的进取心，当然也有很强的贪欲，这两个事是连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