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不满分手纵火致使女友毁容 十年隐姓埋名自首后称愧对伤者——
“这辈子我心里都欠她的”
一把火,毁了一对恋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毁了他们的未来。
2001年,23岁的高卓用汽油泼向女友闫琪的脸,并点火将其头部、手部多处烧伤。
从此,他开始了漫漫十年逃亡的日子。
十年里,他每天担惊受怕,不曾回老家探望年迈的父母;他隐姓埋名不敢结交朋友,也无法找份像样的工作;直到听说被他伤害的女友已经嫁人后,他才肯结婚生子。
2011年,公安部开展“清网行动”网上追捕逃犯,为了能获得轻判,高卓投案自首。
他满心亏欠,却没想到,当年的被害女友选择了原谅他,并给法院提交谅解协议书,希望他得到轻判。
近日,房山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高卓有期徒刑一年。丽案调查记者经过走访,了解了这起毁容案的十年隐情。
不满分手
用汽油烧毁女友面容
2001年4月10日上午,高卓没有心思上班。
从岳各庄加油站回来的路上,他拎着一个二锅头的瓶子,心事重重。
这瓶子里装的并不是酒,而是刚刚从加油站买来的汽油。
前晚和女友闫琪争吵的画面一直在他脑海中回放,他想不开,不明白女友为什么要与自己分手。
中午,他回到所住的华都大理石厂宿舍,坐了一会儿,起身拿起酒瓶,对准桌子上喝酒用的口杯,斟满。随后,他步行到女友打工的“砂锅居”饭店。
一路上,他越想越生气,“我再找她谈谈,如果和好就算了,如果她不回心转意,我就用汽油烧她脸,毁了容,看谁还要她。没人要她,她就只能嫁给我。”高卓预谋报复女友。
下午2点半,砂锅居的老板杜兵还记得,闫琪被高卓叫出去说了几句话,之后她向自己请假,拿着一个BP机和一本日记,与
饭店里的服务员王梅一起去了大理石厂宿舍。
3点左右,宿舍里高卓的大娘也在,高卓以“单独谈谈”为由支开了旁人,屋里只留下他和闫琪两个人。他插上了房门,转身坐到沙发上,几近恳求地对闫琪说:“咱俩回家吧,婚都订了。”
坐在床边的闫琪递给他100块钱路费,“你冷静一下,先回家吧。”她语气坚决。
“咱俩是不是就这样散了?”拿着钱,高卓脸色有些难看,反问道。
“昨天不是说好了吗?过两年再说,你回去干点什么,然后回来找我,我等你。”闫琪有些不耐烦。
而此刻,高卓却已经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你这样对我不公平。”一字一顿说完,他顺手拿起桌上装汽油的口杯,泼向女友。趁闫琪捂脸的工夫,他用打火机一点,闫琪身上瞬间蹿起了火苗。
火越燃越旺,高卓慌了,抓起床上的褥子扑火。然而看着在火焰中挣扎的女友,他忘记了事先想好娶她的念头,转身就跑。
这一逃,就是十年。
相识北京
交往两年后订婚
1977年,高卓出生于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父母是普通的农民,靠种地为生,家境贫寒,弟弟高越比他小9岁。
从小高卓的成绩就很不好,他不喜欢上学,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困难,没上完小学他就辍学在家。
高卓是个老实人,性格比较内向,有时候脾气暴躁,一着急嗓门就特别大。但从小到大他都没有打过架,也从不给家里惹麻烦。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到外地打工,很多人就近在北京找工作。15岁时,他跟着朋友一起,到北京投奔亲戚,在小汤山替私人鱼塘养鱼。
他起早贪黑地干活,一个月只挣四五百块钱,但他会攒两百块寄给家里。他自知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太大的梦想,“我就想,别人给了份工作,别惹事,踏踏实实干就行。”他说。
1998年,高卓被亲戚介绍到位于北京房山岳各庄的新华社培训基地,负责园艺绿化。第二年,他认识了投奔亲戚来的内蒙古姑娘闫琪。
闫琪比他小4岁,在培训基地的餐厅做服务员。“她很开朗,跟男人一样豪爽。”高卓很喜欢她这种性格,两人常常在一起聊天,谈上了朋友。
高卓说,那时候谈恋爱,自己像个“模范丈夫”一样,“她想吃什么我买什么,家务、洗衣服这种活都是我来做。”两人很快谈婚论嫁。
2000年12月,闫琪带着高卓回到内蒙古老家过春节,但闫琪的父母并不太赞成两人交往。
第二年春节,闫琪同高卓一起回河北老家,瞒着父母订了婚。
对此高卓并没有介意,“我父母给了她一万块礼金,叫上亲戚朋友办了四五桌酒席。”高卓认为,按照老家习俗,订了婚就跟结婚一样,高家人也把闫琪当过门媳妇一样看待。
渐起疑心
怀疑女友不忠引发矛盾
2001年春天,闫琪和高卓返回北京继续打工。
闫琪去岳各庄的一个饭店当服务员,而高卓换了一份水磨石厂的工作。
一开始,闫琪一直在后厨帮忙,由于性格活泼开朗又能说会道,饭店的老板让她到收银台帮忙,“有时候老板还会叫我跟他一起去采购。”闫琪说。
久而久之,闲言碎语传到了高卓的耳朵里。
“我听说她和饭店的老板好上了,我不放心。”于是高卓辞去了水磨石厂的工作,搬到大爷大娘打工的岳各庄附近的大理石厂宿舍。
渐渐地,闫琪发现,高卓不着急工作,每天到饭店“报到”,她越来越讨厌男友的无所事事。
“他自己都养活不了,怎么养我怎么养家?”闫琪说。
高卓也知道女友对自己不满,“一开始的工作我也不会做,有一个月我不上班,她感觉我不稳定。”
无奈之下,高卓劝女友跟他回老家,可这时,闫琪却提出了分手。
事发前晚两人大吵了一架,高卓心里越琢磨越觉得不对,想到订婚时闫琪瞒着父母的做法,“我觉得她欺骗了我。”他说。
第二天,高卓下定决心实施他的计划,报复女友。
当高卓把汽油泼在女友脸上,用打火机点燃后,他后悔了,“我当时太在意她了,也没多想,太冲动了。”
从大理石厂的宿舍逃出来,他赶紧给父母打电话,让他们带钱去北京看看烧伤后的闫琪。
“你怎么能这么狠呐!”高卓的父母听了气得直掉眼泪。
无处可去,他带着仅有的100块钱,坐上了开往承德的长途汽车,投奔朋友,从此再没回过老家。
十年逃亡
不敢回家探望父母
为了谋生,高卓来到承德一个钢铁厂,当了一年多的炼钢工人,“每天除了上班,就回宿舍呆着,哪也不去。”他说,那段日子特别累,每晚都做噩梦,“不是被人追就是被抓到了,心里特别害怕。”
每每听到警车的声音,他就觉得恐慌,坐立不安,头痛欲裂,靠吃止痛片来维持。
他和家里的父母、弟弟一直保持着联系,也知道公安机关隔三差五地去老家找他。“我害的父母每天为我担惊受怕。”他说。
他心有愧疚,这些年四处漂泊,攒不下钱,也没法给父母寄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毁容事件也渐渐被人们淡忘,2004年,高卓从承德回到了北京。
有朋友介绍他到丰台的一家洗浴中心,做消防安全的工作。
“入职要填一个表格,我说我身份证丢了,然后填上了我弟弟的名字。”高卓不敢暴露身份,只要别人问起,他就说自己是“高越”,“我怕警方找到我,一直没有用身份证。”
这份“地下”工作,每个月工资不到2000元,他一干就是5年多。
“为了避免人问我,我一般哪都不去,也不多说话。”高卓说,他甚至不敢结交朋友。
他惧怕法律的惩罚,“我一直知道我是错的,我不懂法律,不知道判多久。但我还年轻……”高卓说。
这些年,高卓有过喜欢的女孩,可是他都不敢深交,他说,“我不想欺骗别人,想自己承担这一切,所以我一直没结婚。”
2008年,高卓从亲戚那打听到了闫琪的消息,听说她已经嫁人,并且有了小孩,高卓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坦然了一些,我知道她成家了,不然我不可能成家。”
2009年,高卓与同在洗浴中心打工的女子包小华结婚,他没敢回老家,把父母接来在县城里办了喜宴。
“我告诉她当初我给对象造成伤害了。”高卓说,知情后包小华没有介意。
此后,他与包小华育有一子,一年后送回老家,由父母照顾。
内心煎熬为了儿子主动自首
高卓每年回一次河北,但是跟父母、儿子都是在县城里见面。他厌倦了躲躲藏藏的日子,自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的问题不解决,我就不敢露面,没法出人头地,更没有钱过日子。”
2011年6月,高卓翻看报纸,看到了公安部开展“清网行动”网上追捕逃犯,“警方也总找我父母,说趁这次机会,主动自首可能获得轻判。”他说。
他下定决心去自首,“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赶紧解决了。我不想等他懂事了才知道他的父亲做过错事,这对他就是创伤。”
然而,在他把自己自首的意愿跟妻子说了以后,妻子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高卓的做法得到了他家人的支持。在他投案自首之前,高家人联系到了当年的被害者闫琪,达成了赔偿医疗费5万元的谅解协议。
2011年8月4日,高卓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十年的案子告一段落。
宣判那天,高卓的弟弟高越和表弟坐在法庭旁听席上。
穿着号服的高卓,驼着背,一直低着头,直到法官问到他的辩护意见时,他才挺了挺身子。
“我认罪,我知道我做错了事,家里有60多岁的父母,媳妇离家出走,孩子没人照顾……”说到这,他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考虑到高卓获得被害人谅解,家中有幼子需要抚养,故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在承办法官王洪昭宣判判决结果后,高卓和弟弟都哭了,当庭表示不上诉。
对于以后,高卓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心里感激闫琪原谅了他,“毕竟她结婚了,轻易不敢打扰人家,但这辈子我心里都欠她的。以后我要是过得好,我再给她补偿和帮助。”
他心里一直觉得亏欠父母,他们年纪大了又要种地又要帮自己照顾孩子,弟弟因为自己的事也一直没有结婚,5万元的赔偿金都是弟弟借来的。
他后悔这十年躲躲藏藏的日子,没有学到本事。他打算服完刑后,学学驾驶或者干点小买卖。
“以后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活着了……”高卓说。
宣判当天,高卓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摄/实习生顾梦琳
被男友泼汽油毁容女孩生活受阻十年身心折磨走出阴霾选择谅解——
“愿他早日出狱好好生活”
十年前,她被男友高卓泼上汽油,烧毁了容貌,人生因此而改变。
她憎恨过,也挣扎过,毁容的十年她度日如年。
但十年后,当年的凶犯主动自首,陈年积案再被翻出,她却选择了谅解。她向法院递交了谅解协议书,恳请法院能够对高卓轻判。
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让她最终走出绝望,选择了谅解?受害人闫琪向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讲述了她的十年……
本期调查请收听2011年10月28日北京新闻广播 《警法在线》节目(FM100.6MH,AM828KH)
心怀怨恨
被毁容后足不出户
清晨,闫琪在疼痛中醒来。
脸上涂着气味难闻的药,她很想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父母一直陪着她,也不敢让她照镜子,怕她经受不住容貌被毁的事实。
晚上窗上的玻璃反光,闫琪一步一步走近,母亲赶紧跑过去把她拉走。她笑着说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了,可是母亲还是不同意。
有一天,她还是看到了那张被烧毁的脸,原本清秀的面容满是疤痕,怕母亲担心,她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然而没人的时候,她哭得痛不欲生。
这一年,她20岁,本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年纪。
出院后,她回到了内蒙古老家。闫琪的家乡是个不大的小镇,突然出现这么大一件事,早就传得人尽皆知。好事的人到闫琪的家中探望,询问究竟。但即使是亲朋好友来探望,她也不见任何人。
闫琪的伤势不只在脸、脖子、前胸,双手和胳膊也都严重地被烧伤,“当时脸上、脖子的疤痕特别重,手的骨头都露出来了。”为了康复,她每天在家做手部的康复练习。
那时候,身体上的疼痛是次要的,最折磨她的是不知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一向活泼外向的她,开始自卑。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活。”闫琪说,那是一段绝望的日子。
对高卓的行为,闫琪心里满是怨恨,“我觉得他毁了我一生。”
走出阴霾
勇敢面对外人异样目光
“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不会是现在这样。”这是与闫琪交谈时,她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从小闫琪就是个成绩很好的学生,在班上的成绩出类拔萃,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
当时家里条件不好,她和哥哥都要上学,负担很重。闫琪不忍让家里为难,没有去参加中考。“我怕我考上,供不了我,我妈会难过。”她说。
校长和老师知道以后,都去家里找她。
“我不想考,不想去上学。”她假装板着脸,不肯说实情。
现在,她对自己当初没有读书有些后悔,“如果当初我上学,这些事也都不会发生。”她开始相信宿命。
“要么我选择生,要么痛痛快快地死。”烧伤后的每一天,她都在跟自己“作斗争”。
母亲又要照顾她,又要看管家里的小商店。她住院的医药费花了三四万元,全是母亲借的高利贷,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
父母的担心,闫琪都看在眼里,她不忍心自暴自弃。“我不是为自己活的,我还有父母。”
她说。
生活还要继续,闫琪最终选择了勇敢面对。终于有一天,她鼓起了勇气,戴上帽子出了门。回家后几个月来,这是她头一次踏出家门。
步行到自家开的商店门口,她笑嘻嘻地站在母亲面前,不管母亲吃惊的表情,她说,“妈,你回去歇着吧,今天商店我来看着。”
她记得当时母亲的震惊和欣慰,“我妈抹着眼泪走的,一路上哭着回的家。”
不一会儿,商店不大的空间里就聚满了人,有好久没见的邻居,有周围开店的人,但是没有人买东西,也没有人说话。
一直低着头的闫琪知道,他们就是好奇自己是什么样子。沉默了一会儿,她鼓起勇气抬起头,微笑着跟邻居们打招呼。
迈出这一步,她才从封闭的世界中逐渐走出来。
为人好强独自外出打工谋生
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闫琪闲不住了。一些服务行业她没有办法干,只好去投奔在天津某家具厂工作的亲戚。
2004年,她来到天津。初次到工厂,她才明白家人为什么劝她不要来——全工厂的工人都是男的,干的也都是电焊等又脏又累的活儿。
闫琪想,再苦自己也得坚持,“出去再回家特别没面子,我总得挣点钱贴补家里。”
每天一早,她就跟其他工人一样干活,晚上加班到很晚。工厂里的每样活她都做得很好,每天干完活,她浑身都沾满了铁锈。
在工厂住宿的条件特别差,晚上回去她没有洗澡的地方,宿舍的自来水也特别凉。
但闫琪从来没有跟家人抱怨过,她瞒着母亲说自己干的是“很金贵的活儿。”
实在觉得苦,她就躲在房间里掉眼泪。一次,她把床上的被褥拿到外面去晒,等她把床上的铺板掀起来的时候,发现床下有两只死老鼠。
泪水夺眶而出,她号啕大哭。“我的生活怎么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这件事,这辈子我也不会去干这样的活啊!”
那是她哭得最厉害的一次。但是她坚持到了年末,攒了一万块钱带回家。
“我特别高兴,这是我在外打工挣得最多的一笔钱。”闫琪说。
此后,闫琪努力做回开朗的自己,她逐渐走出人生的低谷,“人生挺短的,能活着为什么不让自己快乐?总觉得自己不幸,也改变不了生活。”她说。
再获真情
结婚生子开始新生活
2006年,闫琪到中石化加油站找了一份工作,每24小时倒休一次,虽然有点辛苦,但是她很满意这份工作。
同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两人登记结婚。丈夫很爱她,不计较她的容貌。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生得漂亮又乖巧。
在单位她很能干,周围的同事也都认可她。在加油站工作了五六年,她和丈夫终于买了自己的房子。她觉得虽然这件事一直影响她的工作和生活,但是能拥有美满的家庭和一份工作,她很知足。
有时候她都忘记自己满脸伤疤的事实,可是总会有人不经意地问起。
“小时候不小心烧的。”她编了一个理由。别人同情的目光总会让她想起自己的不幸。
“放下了恨和怨,现在想想,我们那两年感情特别好。但我是比较好强的一个人,喜欢生活积极向上。”闫琪一直希望能和高卓共同努力改善生活,然而高卓总是“很不争气”。
她觉得造成悲剧发生的原因,跟高卓的性格有关,“他总是把一些东西往死角里想,太极端。”她说,自己直到被毁容后,才知道高卓原来误会了自己和饭店的老板有私情。
闫琪记得两人在一起的日子,每次吵架,高卓不是失踪就是要自杀,“曾经喝卤水吓唬我;拿菜刀比划,也不知道要杀我还是要自杀。”
这么多年,她从未想过追究这件事,她对高卓的父母说,如果不是自己激他,高卓也不会有这么过激的行为。事发后警察找她录口供,她第一句话就说,“没事,你们不要抓他。”
她想让一切顺其自然,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没想到十年后这件事会再被翻出来。
选择谅解
恳请法院轻判加害者
2011年8月,高卓主动投案,警方再次找到闫琪,她积累多年的情绪再次被翻了出来。高卓因故意伤害罪被诉到房山法院,她向高卓索赔30万元。
此后,高卓的弟弟高越找到了她,希望能取得她的谅解,但因为家境贫寒自己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高越也跟闫琪说起了哥哥这些年的生活。
“可以想象得到他过得很煎熬,我听说他结婚了,也有孩子了。”闫琪想要原谅他。
考虑到高卓家里困难,她特别痛快地同意了五万元赔偿的调解。“这5万元就是走个形式。”她说。
一份她签字的谅解协议书上,言辞恳切:
“虽然高卓伤害了我,时间过了这么久,我也不恨他了,毕竟当年都是年轻人,为人处世很情绪化,况且我也有过错……想到他在看守所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已经原谅了他,况且我又得到了补偿,我恳请法院能法外开恩,对高卓能从轻判处缓刑,让他早日回归社会,照顾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被问到为什么会谅解高卓,闫琪说,“我不恨任何人,不管他受到什么惩罚,对我造成的伤害也无法改变。我也有儿子,出于做父母的角度考虑,不应该让下一代因为这些事受到影响,所以该过去就过去吧。希望他赶快回家好好生活。”
高卓被判一年有期徒刑,闫琪听说后有些意外,“我想的是,我要是不追究他应该能出来。”
她希望高卓服刑后能把妻子找回来,“希望他不要就此消沉,再让家人操心。”
听记者转达了高卓对她的歉意,以及以后他想要补偿的打算时,闫琪笑了,“他这么想我挺欣慰的,补偿不需要了,我只希望他出来后,自己能过得好一点。”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文/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张爽本文特别感谢房山法院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