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为好心人“减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10月19日在江西南昌，发生了这样的感人一幕：二十多位外来务工人员用双手抬起1.8吨重的一辆汽车，每只手分摊了将近50公斤重量的结果是，让一位年仅20岁的车祸伤者获得了生存的机会。

　　这样的好人好事让我们感动，尤其是我们在报纸电视网络上看到了太多好心救人反而陷入法律或道德麻烦的新闻以后，这样的新闻不禁让人们感慨，无论这个世界已被描述得如何冷漠，大多数的心胸还是热血沸腾的！

　　不过这则新闻也让笔者联想到了最近发生的相关事情，其中便包括正在躲避记者和各种社会活动的拾荒阿婆陈贤妹。最让笔者纠结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社会该如何评价一个做好事的人，是看行为的结果还是看动机？

　　动机导致了积极结果，也就是好心办成了好事儿，自然应该受到奖励，这种情形无需赘言——动机和结果是协调一致的，强分彼此并不必要。但如果好心没有办成好事儿呢？这个好心是不是就不值得鼓励了？或者其受到的鼓励——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是否应该适当低于动机与结果相协调的情况下呢？

　　具体而言，假如南昌的那几十双手没能挽救一条生命，这件事情还会不会成为眼下媒体关注的焦点呢？进一步而论，假如不是因为陈阿婆之前有十几双眼睛对一个躺在血泊中的幼儿视而不见，陈阿婆还会受到记者的追逐吗？毕竟小悦悦最终还是令人万分遗憾地告别了这个她还没有来得及熟悉的世界。

　　经验告诉我们，更加关注结果不但是新闻媒体在报道善行时候的习惯思维，往往也是社会管理者在决定褒扬善行力度时的出发点。

　　看动机还是看结果？这实际上涉及到了眼下社会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如何能让更多的人在面临选择，是要挺身而出做好事儿或者躲在一边冷眼旁观的时候，选择弘扬人性本善，而不是选择推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假如我们在褒扬善举的时候只鼓励结果，以成败论英雄，那无疑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在面临决定的时候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伸出双手之前预见自己行为的全部结果，既无法预见到自己行为能否产生自己所希望的结果，也无法预见到自己行为是否将会导致某种自己所不希望的结果。在决定是否要伸出援手的时候，用来思考的时间往往稍纵即逝，而只要人一犹豫，做好事的机会就可能再也没有了。这不见得就是冷漠，更可能只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天然的担忧而已。

　　但如果我们更看重一个人的动机，而不是片面关注行为的结果，让社会通过制度设计去替人们思考伸出手可能产生的所有风险——既包括救人不成给他人造成的风险，也包括因为救人可能导致自己陷入的法律和道德风险，无疑会使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更多地跟着我们善良本能走。

　　假如社会能像表彰救人成功者一样表彰虽然救人但没有成功的那些人；假如立法机关能在法律中更多体现“救人免责”的精神并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来；假如执法者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能摒弃“不是你撞的人，你干嘛救”这种很没逻辑也没人性的想法，我们的社会也许会减少许多冷眼旁观者，增加许多见义勇为者。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社会的10%，无论如何都会做好事儿，处在另一个极端的10%，无论如何都不会做好事儿，而其余的80%，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取决于这个社会激励什么。假如是这样的话，社会更应该做的便不是责骂那10%冷血，而是通过制度设计鼓励那80%做好事儿，也就是让多数公众在面临做好事儿选择的时候不用担心自己行为的结果。

　　眼下，支持好心人的“校长撑腰体”在网络上走红，据说也有一些公司企业表示会为其职工做好事“撑腰”，然而，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需要通过制度设计甚至法律手段来为好心人“减负”和“撑腰”。

　　在激励人们行善的时候，责骂少数人冷血固然也会对多数人产生一定的社会压力，但鼓励多数人行善并为其“减负”导致更多好事儿发生的概率显然要大得多。制度设计应该参考一句老话，那就是“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行”，孝道如此，其他的善行应该也是一样，毕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亦是古训。

　　当然，这种主张是需要做两个排除的，一是制定政策或者建立制度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不能是动机，而必须是政策或制度导致的结果。比如近来在全国不少学校出现的“绿领巾”。推行者用“本意是好的”来为这种歧视性的做法辩护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制度和政策靠的可不能是“本能”，而是决策者的政治经验与科学能力、专业精神和训练水平。

　　还有一种情况也不能“论心不论行”，那就是对于制度和法律的维护者来说，要紧的同样是执法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执法行为本身。食品安全领域问题不断，家乐福的肉根本就不绿、华联的肉染得太红，思念的水饺有点黄。面对经营者花样不断翻新的坑蒙拐骗，除了责问经营者的良心何在以外，我们更要问监管者的眼睛在哪里？没有管住，就不要大谈自己做了多少工作。所谓“败军之将无以言勇”就是这个道理，人民赋予了执法者权力，人民可不是要看到权力的行使者两手一摊说自己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