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 一言难尽的悲怆

　　安庆仅存的血脉

陈松年妻子窦珩光与子女合影，依次为陈长玮（左上）、长玙（右上）、长琦（左下）和长璞（右下）

　　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时，陈松年17岁。

　　噩耗传来，祖母和母亲哭得晕了过去。随后，他和姐姐陈玉莹到上海处理后事。国民党当局既不让他们收尸，也不允许他们看大哥最后一眼。姐弟二人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痛哭了一场。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害。松年和姐姐再赴上海处理后事。国民政府仍然不让收尸。兄妹二人亲眼目睹了乔年倒在血泊中的惨状，悲痛过度的玉莹，随即因血崩住进上海的医院，不久也随二哥去了，死时年仅28岁。

　　1933年，松年从父亲故知柏文蔚那里得知陈独秀被公审的消息。他利用暑假去南京探监，看到父亲后，一下子痛哭起来。陈独秀骂他没出息。

　　日本侵略者占领安庆时，陈家财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陈松年带着一家坐船逃往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以及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他们沿江而上，经重庆到达江津。后来，陈松年在江津国立九中做总务工作。

　　陈独秀的家庭观念一向淡薄，对儿女甚少关爱。晚年，陈松年常常带子女来看望他，却让他欣喜，“对几个孙子孙女亲热得不得了，过些时间不看见他们，便要派人去把他们接来”。

　　在江津，陈松年陪伴父亲直至他去世。陈松年童年时从未得到父爱，但他对父亲非常孝顺，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对潘都叫她“二奶奶”。

　　1947年，陈松年依照父亲遗嘱，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归乡途中，他担心“陈独秀”三字会带来麻烦，在棺木上写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没有立碑。这使陈独秀的墓得以躲过“文革”浩劫。

　　解放后，陈松年在窑场当工人，带着一家子隐忍度日。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领导登舰陪同。谈话间，毛泽东忽然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得知陈还有一个儿子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他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政府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给家属颁发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1979年，陈松年致信安庆有关部门，提出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资金由官方出。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陈松年性格温润隐忍，与世无争，没有像父兄一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他的一家是陈独秀在安庆仅存的血脉。

　　陈松年育有三女一子：长子长琦是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女儿长璞曾担任安庆文化管理局副局长、市侨联副主席。熟悉他们的“陈独秀研究网”主编万多胜说：这两位是孙辈中与陈独秀个性最相似的。

　　在家族中，陈长璞是为陈独秀研究和历史问题解决付出最多的一个。早在文革末期，她就不顾父亲警告，偷偷收集各种关于祖父的资料。在她和家人近三十年的执着下，杂草丛中的土坟包终于扩建为一个占地1.37平方公里的“独秀园”，陈独秀纪念馆也终于落成。

　　墓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历史在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