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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治理新局

2011年10月31日09:45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晏国政 王圣志

  防治污染下乡

  环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对周边的环境状况,只有不到6成的农村受访者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对农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点源污染,分别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访农民表示不满意。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农村工矿污染凸显,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有加速趋势”。

  李小伟等专家认为,尽管国家环保政策日渐完善与严厉,但随着产业梯度转移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再加上基层监管不力,一些地方的农村正成为工业和城市的“藏污纳垢”之所。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调查表明,农村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冲突多集中在2004年以后,且随时间推移有上升趋势。

  “这表明当前农民的环境意识已经觉醒。”郑风田说,“从长远来看,农民群众对其居住地周围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产生的不满情绪,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农村冲突爆发的一大隐患。”

  7月27日一早,本刊记者一走进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侯村乡赵庄村,便闻到一股浓烈的臭味。即便时处炎夏,在一些农户院内,大多数门窗也挂着厚厚的棉布帘子。村民们解释,“热总比臭好受点。”

  臭味源于离赵庄村1公里外的太原市侯村垃圾卫生填埋场。有村民说,这几年,有时候睡觉都能臭醒,第二天早上吃不进去饭。村医高中荣说,一年前县里组织村民体检,全村10%左右的村民患上了过敏性荨麻疹、湿疹、风疹等皮肤病。

  2010年6月,无法忍受恶臭的数百名赵庄村村民,连续十几天轮番拦截运送垃圾的车辆,并与有关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多位村民被打伤。此后,市环卫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治理和安抚措施,但由于城市垃圾增多、处理设施不足等原因,截至记者采访时,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放眼全国,近年先后发生陕西凤翔血铅事件、福建紫金矿业污染事件、湘江湘潭段污染沿江农田事件、云南曲靖铬渣非法倾倒导致养羊户牲畜死亡等农村污染事件,由环境污染造成的农民上访等事件也不断发生。

  多位受访专家和基层干部群众反映,一些地方政府罔顾环境承载能力,在承接产业转移以及自身发展过程中,急于在农村引进和布局高耗地、高污染项目,未能处理好群众的利益关切。

  本刊记者在山西省阳曲县采访污染问题时,有基层干部直言,垃圾问题虽然已到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但并未引起当地有关领导和部门重视,因为这是“不显政绩的地方”。

  专家认为,地方在推动经济发展时须充分考虑环境承载能力和社会成本,应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等条件,在农业县与非农业县等不同地区之间布局差异化项目,促进低耗地、低污染、高集约项目发展。

  扭转新的“剪刀差”

  李小伟等受访专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依靠对农业农村的“剪刀差”式提取,一些地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带动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对农民提取的剩余太多,也导致农村矛盾冲突增多。新时期农村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冲突多发,仍然是这种“掠农式”发展不良后果的延续。

  郑风田、党国英等受访专家和湖南省常德市政法委副书记饶南丙、江西省丰城市政法委书记郑晓勇等受访干部表示,当前农村地区的许多矛盾和冲突,正是源自一些地方的城市对于农村的新“掠夺”方式,有的地方对农村仍然是“口头重视、口号重视、口水重视”。

  湖南省民调中心主任梁乃文介绍,近年调查情况表明,农村老百姓的满意度相比城市要低,说明政策服务重点还是在城市,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向农村延伸的力度远远不够。

  受访的多位专家和基层干部表示,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各级党委政府应当从思想层面继续破除“重城轻乡”观念,从政策决策层面真正重视农村、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加快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依靠发展促进和谐,减少经济发展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掠夺”。

  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大区域经济支持力度,对外出务工村、纯农业村等发展较慢的村庄给予政策支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缩小村庄之间的发展差距。二是加大对贫困农民的帮扶力度,通过技术培训、结对帮扶等方式,帮助贫困农民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缩小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三是在征地拆迁补偿、农村环境保护等领域,要创造机会让农民群众参与决策的全过程,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切不可与农争利对农民造成伤害。

  受访专家还建议,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加大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加快发展农村民生和社会事业,快速推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向农村延伸。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系列惠农政策,因地制宜扶持农业生产,着力提高农民收入;以水、电、路、林、暖、气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推进村级卫生室、文体活动场所、便民连锁店等公益事业建设,严格落实新农合、新农保、农村低保等社会保障措施,提高城乡统筹水平。

  乡村治理求变

  据本刊在各地调研了解,随着“三农”格局快速变革,农民诉求复杂多元,而相应的乡村治理在一些地方还显得滞后,干群关系疏远,也给农村稳定带来现实挑战和长期隐忧。

  饶南丙等基层干部和专家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传统乡土社会加快向现代多元社会变革,农民身份和生存状态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农民对基层干部的依附感弱化,更加呈现一种松散状态,国家和集体意识逐渐淡化。

  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刘集镇镇长路军说,基层流行的一段顺口溜颇能说明这种变化:农民“吃饱喝足不找你,外出创业挣钱不理你,遵纪守法不求你;出现纠纷就找你,不给解决就骂你,解决之后感谢你。”

  另一方面,受访村民也反映,当前部分地区路修得越来越好、干部交通工具越配越高级、电话视频等联系工具越进步,而干部下乡入村调研、联系群众的积极性和本领却越来越弱。

  据本刊调研了解,村务公开在有的地方还流于形式,成为农民不满的焦点。包括贪污受贿、侵吞集体资产、处事不公等在内的村干部作风问题,也是引发不满的重要原因。从山西等地实际看,在村委换届选举前期,由其引发的农村信访也呈多发态势。

  随着近年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农民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此过程中,较多出现因假劣农资、经济纠纷、农产品价格、看病贵、收入分配不公、农村社会治安案件等因素引发的矛盾冲突。这些领域由于涉及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更容易造成干群关系恶化。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表明,有7成农户表现出对目前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存在某种不满。虽然目前这种情绪并未上升为直接的冲突事件,处于“潜在”状态,但若解决不好,很容易引发直接冲突。

  董筱丹等专家说,“三农”格局发生重大变革后,我国以道德力量为核心的传统乡绅治村模式正在解体,而新形势下适应农村现状的新的治理模式尚未形成,一些行政指令型管理、维稳短期行为等传统农村社会管理思维和方式依然大量存在并运用,都导致农村矛盾积淀且化解难度增加。

  受访专家认为,乡镇政府及村级自治组织是维护农村稳定的“前哨”,但目前乡镇政府责权利严重不对等、村级组织则存在“泛行政化”倾向,导致他们忙于应付经济发展指标和上级交办的行政性事务,而对新时期农村农民要求的矛盾调处等社会管理职能,以及公共文化等服务职能顾及较少,存在管理与服务的能力、水平不高问题。

  受访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应当加快乡镇机构改革步伐,推动其由行政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可借鉴城市行政服务大厅模式,根据农民实际要求和地方实际统筹设立办事窗口,提升乡镇政府为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安徽亳州、江西丰城等地在这方面的探索受到农民欢迎。此外,要去除村级组织“泛行政化”,使其真正发挥代表农民利益、为农服务、管理农民的自治功能。

  近年农村出现大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济组织,其为农“代言”与维护农村稳定的功能也受到广泛重视。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不久前因道路损坏,农民的橘子运不出去,意见很大,最后是当地柑橘协会牵头把收购人请进来,把货拉出去,还找到市委书记当“推销员”。“协会在上访户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常德市维稳办主任毛世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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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秀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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