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村官”反腐制度防线

　　三大主因

　　据受访基层办案人员和反腐专家指出，当前农村干部选拔、村级财务管理、农村反腐监督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是为村干部腐败的三个重要因素。

　　腐败村干部大都文化水平不高，如青岛市检察机关近年查办的134名村官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占70％。

　　文化水平不高并不妨碍他们敛财有术，但一旦案发，则往往能找出自己的“无知”之处。有村干部在忏悔书中写道：“我只想到那些科长、局长才叫腐败，没想到我这个‘农民官’也能职务犯罪。”

　　南京市六合区检察院预防科科长祝文梅认为，一些地方在村“两委”换届时，存在贿选、宗族势力操纵选举等情况，外加一些地区在任用村干部时缺乏必要的考察、考核，使一些知识水平差、政治素质低的人当选，为村干部腐败埋下隐患。

　　受访基层检察官和纪检干部反映，一些地区农村账目混乱、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手续履行不全，票据跨年度入账，资金体外循环，“白条子”“假票据”入账情况严重，村干部公款私存、公私不分，村里收入不入账。如山东东平铁路补偿款一案中，几乎所有的涉案村干部都是“左口袋公款，右口袋发票”。

　　山东省嘉祥县、滕州市等地检察院办案发现，“村账乡管”“一卡通”等推行多年的做法在部分地区执行不到位，监督村级财务的效果大打折扣。滕州市荆河办事处张明东居委党支部书记张元富利用职务便利，伙同该村居委主任张瑞友，先后多次采取收入不记账、销毁合同等方式，贪污土地补偿款等共计20余万元。在惠农资金发放方面，有的村通过召开支部会议讨论等形式，绕过“一卡通”，将惠农资金转移到村级账上，直接损害群众利益。

　　滕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马建军认为，当前对村干部缺乏有效监督，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主任是村民直接选举出来的，其罢免必须经过村民投票，而对于村干部的一般违法行为，又存在“不是党员，纪委管不了”的现象，乡镇政府只能说服教育，没有其他有力措施。村民罢免村干部则有严格的程序要求，且有的村民害怕打击报复，不敢监督。在村“两委”内部往往也存在监督缺位，部分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有的村会计、出纳与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有着特殊的宗亲连带关系。

　　两省经验

　　针对村干部腐败问题，山东、江苏两省近年积极探索，在构筑预防村官腐败的制度防线方面创出了一些经验。

　　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的利用和处置，集体资金的收支，是农村管理中的难点，由于公开不透明，往往是滋生村干部腐败的“温床”。

　　有鉴于此，江苏省江都市以资产监管为重点推进“三资”网络化管理，开发“农村集体资产信息监管系统”，将全市263个行政村、总额28亿元的农村集体资产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将村集体的每间厂房、每个鱼塘、每块土地、每份租赁合同等制成文字或图片，输入系统，实施动态监管。在农村集体资产经营过程中，凡租赁合同期满或租金付款日前，系统均自动提醒；凡租售过程未按规定流转、工作时限超期、资金回收没有按时到位、资产处置异常的，系统会给各级管理人员发出预警信号。

　　长期以来，对村干部的监督往往只限于乡镇上级监督和群众民主监督，纪检、检察等监督部门很难延伸到村级。这种情况在山东滕州市起了变化。

　　滕州市人民检察院今年探索在2个乡镇建立乡镇检察室，将司法触角直接延伸到基层乡村。检察室直接参与对涉农资金发放等进行监管，农民可以直接到检察室反映问题。检察室还在每个镇都设2名以纪委干部为主的检察院联络员，每星期至少有两天进村入户，以掌握第一手的社情民意。同时，选择有代表性的村居点，建法制学校和廉政学校，将廉政教育和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延伸到村。

　　山东省嘉祥县检察院则在乡镇、社区设立“检察官讲堂”， 2007年以来，先后进行170多场次，受教育干部4.8万多人次，直接发现职务犯罪线索数十起。

　　针对村级权力运作的体制性缺陷，山东省章丘市近年探索推行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四会管村”制度。各村由村民推选5～7名有威信、懂财务、责任心强的老党员、老干部组成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行原村务监督小组和理财小组职责。

　　章丘市委书记毕筱奇介绍，“四会管村”有力促进了村级民主办事、依法办事。仅2010年，全市就有1300多件村级事务经群众民主议事停办或缓办。今年以来，全市因村级工作引起的上访问题同比减少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