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使者

　　生死使者

　　多年来，深圳市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时常在两种遭遇中游走：她被信任、被感激，是帮助他人延续生命的“贵人”；有时，她又是“不吉利的人”，一个傻子，一个添麻烦的多事者，而她也在生死之间，感受着器官捐献制度的困扰，与人情世故的纠结。

　　本刊记者/陈薇 （发自深圳）

深圳儿童医院，高敏在白血病男孩的病床旁陪伴着他。摄影/ 陈以怀

高敏和男孩母亲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摄影/陈以怀

　　一双稚嫩的眼睛下方，是被烧出大片黑色溃烂的唇角,形若枯枝的小手，耷拉在因发炎积水而肿得发亮的肚子上——走进病房看到这情景，高敏心里明白，这个罹患白血病的4岁男孩，即将离开这世界。

　　她又出现了。医院里有护士窃窃私语，打量着她。

　　不是每个人都欢迎她——高敏，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一些人看来，她是个“不吉利的人”，一个傻子，一个添麻烦的多事者。

　　“你看，他的眼睛多漂亮”，拿出儿子的身份证，4岁男孩的母亲开始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她越写越慢，仿佛笔尖透过纸背，割上心头。高敏伸手揽住她的肩膀，两人都红了眼睛。

　　这些愿意捐献遗体器官的病人或家属，只有在电话里听过高敏沙哑的北方口音后、在面对面坐着一同落泪后、在由她代办大至转院小至买车票等诸多事宜后，才会慢慢建立起对她的信任，并且，依赖她。

　　多年来，她就时常在这两种遭遇中游走。撕扯与矛盾，最终让高敏感觉到蚍蜉撼大树的无力，“对我来说，每一例器官捐献，其实都是一个难题”。

　　稀里糊涂成为协调员

　　离开医院，高敏将男孩的身份证复印件、志愿书等资料一股脑儿地塞进双肩包。背包足有20多斤，她掂了掂，似乎很是欣慰，“还好，不沉”。

　　尽管医生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但死神何时带走那个男孩，谁也无法预测。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0条规定：“摘取尸体器官，应当在依法判定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在我国，认定“死亡”的标准是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然而，一旦心脏停跳，没有血流经过的器官将很快衰竭。于是，她不得不把意向捐献人的所有资料装进背包，在接到坏消息后，争取时间、立刻出发。

　　不过，背包容易出汗，为防止感冒，她采取了简易的保护措施：将一条毛巾搭在后背，边角搭在T恤领口外。T恤，永远是那件带有红十字会标志的白色志愿者上衣。这也是经验所得，因为有助于“身份验证”。

　　起初，一些医院还不熟悉高敏。给了身份证、志愿者证，甚至亮出她获得的“道德楷模”证书，医院还是怀疑。最后，高敏不得不当场上网搜索出一些有名有姓有照片的报道和网页，医院这才相信她。

　　双肩包、白T恤、牛仔裤和球鞋，高敏以这样的标准装扮常年行走在路上。除了每月由红十字会报销300元电话费和一些打车费外，她没有一分钱酬劳，生活费全靠在深圳的妹妹接济。好在她自己花销不多，出门靠一辆别人送的自行车，还习惯了不吃中饭。

　　她说这是“锻炼”出来的，“小时候家里穷，上学时也不吃早饭。而且，中午吃了饭，不是会更累吗？”

　　44年前，高敏出生于山东省商河县农村。26岁时，她离了婚，为帮妹妹带孩子来到深圳。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踏上了买菜路上的献血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2000年参加红十字会主办的一次献血者联谊晚会时，她就着黑暗的灯光填了一张表，“稀里糊涂”地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

　　1999年，深圳有了第一例眼角膜捐献。但直到2005年，高敏才开始对器官捐献有所了解。那年夏天，在红十字会值班时，高敏接到了一个来自湖北省天门市的电话。一位名叫金省的18岁女高中生，遭遇车祸后脑死亡。她的妈妈曾在深圳打过工，自愿捐献女儿的多个器官。

　　“她那么聪明、那么漂亮，用她的器官救活的人肯定也一样，这样，我的女儿就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电话里，这位妈妈边哭边说，恳求高敏帮忙的声音却异常坚定。

　　“处于极度悲痛的时候，妈妈会把一种寄托和希望想得特别美好”，同为母亲，高敏有了帮助她完成心愿的责任感。她被打动了。自此，她进入了这个以前“提起来就瘆得慌”的领域。

　　而现在，她经历的似乎又太多了一点。

　　小女孩喝的汤太烫，食道肿大引起呼吸窒息，没了；司机为车胎充气，内胎爆炸将人甩出几米远，也没了；还有一次，她才帮一位捐献者填好志愿书，正慢悠悠坐着公交往家走，一个电话过来，刚才还精神着的病人也没了。

　　就在这一次次触摸死亡的过程中，高敏从只会做饭看孩子的家庭保姆，渐渐成长为知道如何陪笑脸、如何安慰家属、如何请领导出面协调关系等诸多杂务的志愿者。

　　“做点好事怎么这么难”

　　在高敏之前，深圳有一位著名的眼角膜劝捐员陈淑莹。在得知高敏即将揽下这摊活计时，她辗转找到高敏，只说了一句话：“这件事儿很苦，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高敏起初不以为意——她觉得自己与陈淑莹不同。陈淑莹是“劝捐员”，而她是“协调员”。这意味着，她不需要向陌生人搭讪或游说，只有本人或家属明确表示了捐献意愿后，她才会进入工作。

　　但现实远没有她想得这样简单。

　　深圳一些医院里，放置了器官捐献宣传资料台。大部分被填写后扔进玻璃箱的捐献志愿书，“近亲属资料”一栏为空白。高敏便一一打电话过去问本人：“你的家人知道吗？”

　　“不知道，我都是成年人了，我的事情我做主。”大多人不以为然。

　　2003年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规定了身后捐献人体器官应符合的诸多条件，其中一条是，“死者近亲属书面同意”。这意味着，不论捐献者生前是否签署了志愿书，或是口头表达过意愿，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近亲属身上。

　　有时，意向捐献人已离世，而近亲属却没有通知高敏。那些塞在背包里的捐献志愿书，有一部分很可能已经成了废纸，高敏却仍不知道——志愿书没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却也脆弱，能轻易地被阻挠、被忽视和被推翻。

　　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内地各红十字会累计登记捐献遗体6.78万人，但最终实现捐献意愿的只有8400人。现实情况是，本就少得可怜的捐献因各种因素而一次次流产。

　　2010年，东莞一个27岁的小伙子黎宏，半夜上洗手间时摔跤磕到后脑，突然去世。与他同在一处打工的亲姐姐，决定捐献器官和遗体。

　　然而，姐姐无法做主。根据“近亲属范围及顺序”的规定，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才是兄弟姐妹。黎宏虽未婚且丧父，但远在广西老家的母亲健在。要完成这件事，必须有她的书面同意才可以。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终于在第二天凌晨赶到医院。在儿子的遗体旁，老人哭到天亮，眼睛哭到睁不开。高敏在一旁陪着流泪，又难受又焦急：“别走一个还搭一个，我的罪过就大了。”

　　最终，黎宏的遗体完成捐献，可惜有些器官已过最佳捐献时间，未能成功。

　　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需要协助捐献者生前签署志愿书、身后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每个步骤，她都会遇上不同的规定。而任何一个规定，都可能突然为她制造麻烦。

　　2009年，深圳一个20岁的小伙子喝农药自杀。医院人员一听是喝农药去世的，立刻报了警。福田区110民警赶到医院后发现，虽然这家医院是他们的管辖范围，但这家人居住在罗湖区，属于另一个辖区。

　　“这样就涉及两个地方的公安机关。先是两个区分局联系，然后再让两区的派出所联系”，高敏不停地打电话，折腾到凌晨，家属彻底失去了耐心，“做点好事怎么这么难？”他们一甩手离开了。

　　还有户口问题。

　　一对早在1979年便移民美国的老夫妻，叶落归根回到深圳，签下了器官捐献志愿书。他们的美国绿卡已经失效，之前户口被注销，最终在自己的祖国成了“黑户”。这意味着，老人去世后，可能无法通过殡仪馆的规定程序火化。高敏还没有想清楚，要如何帮助这对善良的老人解决这个难题。

　　空白的烦恼

　　2009年2月，志愿捐献器官的病人郭光明在中山市一家民营医院去世。高敏立刻赶去。

　　本来院长、医生都很配合，不料医院老板担心病人家属找麻烦，授意医务科科长拒绝此事。这位科长把住手术室的门，高喊：“看谁敢动？我不下命令，看哪个护士敢给你开这个门？！”最终，高敏不得不另外联系医院，将病人和家属统统拉过去。这一折腾，又耽误了十多个小时。

　　甚至还有医院说，不提供这项“服务”。“医生本来就是救死扶伤的，有人来奉献爱心救命，你为什么要拒绝一个善良的要求？”高敏始终不解。

　　然而，我国尚没有一部专门法律，能够确定器官捐献者的权利和义务，能够制约、纠正或惩戒这种阻挠，当然，更谈不上激励捐献遗体器官。

　　曾有一对老人找到高敏，提出捐献遗体的条件：“如果我们捐献遗体，将来儿子要是找不到工作，国家能帮助解决吗？这是我们唯一的后顾之忧。”

　　一位绝望的父亲，向她“请教”不损害器官的自杀方法，想以自己的身体换得病女的新生：“如果我自杀并且自愿捐献器官，我的女儿是不是可以得救了？”

　　自己都没有经济来源的志愿者高敏，无法回答这些要求。

　　捐献人体器官，实行自愿、无偿原则。深圳市红十字会与殡仪馆达成的协议是，为捐赠者家属免除遗体运输费、化妆费等部分丧葬费用。但高敏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比如，为了保证所捐器官不衰竭，哪怕是依赖呼吸机也必须保证心跳，但这些抢救及维持费用，对深圳绝大多数外来打工者、特别是根本没有社保的那些捐献者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

　　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高敏遇见了中国红十字会中华骨髓库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对她说，器官捐献也应该像中华骨髓库那样，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平台。

　　这话让高敏怦然心动。但时至今日，人体器官捐献信息的登记和分配的共享网络“仍在探索”——说这话的是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他还说：“我们所缺乏的，恰恰是最核心的器官捐献法规和管理体系。”高敏深以为然。

　　今年4月，她在新华网发展论坛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届时，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将对万一遇到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捐献何种器官做出选择。”

　　在美英等发达国家，这已形成制度。然而高敏担心的是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她每次上高速，应急车道俨然成了超车道，遇上塞车更是挤得满满当当，“就算别人愿意捐，救护车也飞不过去啊！”

　　他们都是睡着的好人

　　“您愿意在申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吗？”在新华网论坛的“PK台”中，只有四千多网友表示“愿意”，却有八千多网友表示“不愿意”（截至2011年10月22日零点）。“死要全尸、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还在不少中国人的意识里存在——包括一些医生在内。

　　有一次，她对深圳一家民营医院的副院长说，能不能在他那里放一个器官捐献宣传牌。这位副院长吓得连忙摇头：“不行不行！要是把眼角膜捐献出去，那不成瞎子了？下一辈子生出来，肯定也会是个瞎子。”

　　有一对父母，在自愿捐献了女儿的遗体后没几天，哭着给高敏打电话：“他们都问我，你把女儿卖了多少钱？我受不了了。你把女儿还给我！”放下电话，高敏第一次失眠了。

　　有的老人，对子女撂下狠话：“要捐的话，先和我们断绝关系！”有的子女，不同意父母捐献的说法更为简单：“我们以后要拜你，去哪儿找你呀？”

　　“不接受捐献的人，可能有很多个不同的理由”，高敏说，“而愿意捐献的，可能只有一个理由。”她始终记得一位女孩去世前对她说的话：“让其他人不会像我这样，这么早就离开自己心爱的人。”

　　协调器官捐献10年间，她曾亲眼见证过一对80多岁老夫妻的吻别。就像妈妈抱着孩子，花白头发的老妇抱着老伴，轻轻吻着他、唤着他，直至老伴的心跳在显示器里成为一条直线。

　　她感动于一位56岁老交警的责任感，即便是在昏迷中，他还在喊着“上班上班、快点”，直到最后，都是喊着“上班”走的。

　　她还记得父子深情。面向父亲的遗体，儿子没有磕头，而是如虔诚信徒般长跪，匍匐在地，身体贴着冰冷的地面，号啕大哭。

　　至今，深圳市已完成62例多器官捐献和55例遗体捐献，其中，40例多器官捐献和41例遗体捐献都是由高敏一人经手的。只在今年，她就已经协调成功了2例多器官捐献、13例角膜捐献和15例遗体捐献。

　　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每年仅有大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治疗，同时约有150万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这个更为悬殊的数字，使她觉得不得不继续。

　　有人批评她“好大喜功”。在医院、在献血站，至今仍有人坚持：“我们这里不需要志愿者。在这里服务是浪费青春和生命。”然而，也有人在公交上、机场里认出她，鼓励她。

　　天桥上的行乞者向她打招呼，清洁工把从家乡带来的大柿子留给她。一位捐献者的妈妈，在母亲节时，特别发来短信祝她节日快乐，让她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但她刚刚失去自己的女儿。

　　高敏常常受宠若惊。如果不是这些善意，她很难找到坚持下去的理由。不久前，一位护士长问高敏：“接触那么多遗体，你晚上不会害怕、不做噩梦吗？”

　　她回答：“为什么要害怕？他们都是睡着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