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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鸣/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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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利·上城工地曾发生“工闹”事件 蒋铮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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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闹”动辄“表演”跳桥秀、自杀秀（图文无关） 东方IC 供图 |
“工闹”真相
近年来一些“草台班子”频频现身珠三角，低价揽下建筑劳务，却不干活只闹事，而“讨薪”竟屡屡得逞
农民工欠薪讨薪，在世人眼里，都是弱者受欺寻求公道，开发商和施工单位理所当然是为富不仁的理亏一方。然而最近一年来，一些在珠三角各工地“走穴”的工人“草台班子”，却让“讨薪”变了味。
这些在工程劳务关系中受雇于施工单位的某些工人或工人团体，他们没有按口头或书面合同履行工作内容，却要求索取多于劳动应得的报酬。他们常常故意引发事端怠工，再通过向政府部门上访投诉、影响工程正常开展等方式，向施工单位施压索薪。
我们姑且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称为———“工闹”。
如今，这种恶意讨薪的“工闹”群体，正在珠三角地区逐渐蔓延。
他们利用政府支持农民工追讨欠薪的政策，追讨多于其实际劳动所得的报酬。如果施工单位不肯就范，“工闹”便集体上访，或围困施工单位工地或办公室。施工单位在工地瘫痪、政府施压的双重压力下，往往赔钱就范。
一位有多年纠纷协调经验的广州市建委工作人员表示，眼下确实存在这种“工闹”：“他们常常是一个地方的人，抱团很厉害，讨薪手段也很娴熟，知道政府最怕不稳定，他们就造出很大的影响。有些人还多次涉入讨薪纠纷。”深圳市相关建设主管部门也发出通知，提醒施工单位警惕“工闹”。
正规公司
价钱高 “草台班子”有市场
“打游击做散工”的外来工小团体，价格对小开发商很有吸引力，导致他们一头撞入“工闹”陷阱中
据了解，“工闹”往往是“打游击、做散工”的外来工小团体，一般十几人到几十人，整个团队常常都由乡里乡亲组成，由“飞机头”带领，与甲方谈好条件后，便进场“表演”。
不少甲方虽然吃过“工闹”的亏，但依然会招一些外来工小团体进场干活，因为“飞机头”手下的工人招之即来，来之能干，价格也比正规的劳务公司便宜得多。
广州市建设主管部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大企业一般不会惹上‘飞机头’或‘工闹’，不是因为大企业不缺工人，再大的企业也会有临时缺工的时候，但是他们有长期合作的劳务公司或包工头，不容易遭讹诈。此外，大企业的整个聘用流程比较规范，先签合同、上工打卡、发薪签字……全都有凭有据。但是小老板就不愿意找劳务公司，因为劳务公司开出的价格往往比‘飞机头’高得多。”
被“工闹”坑过的卢先生，就曾经找过劳务公司。但当时劳务公司开出的单价是每人130元/天，比市价还高10元。劳务公司表示，不是他们狮子大开口，而是多开出的钱要用于支付劳务公司工人们的待工成本以及公司的运营成本、工人的“三金”（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会保险费）等等。
记者还了解到，除了上述费用，劳务公司还需要支付一些其他费用，加起来也是不小的一笔数。仅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这一项来说，根据《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暂行办法》，劳务公司被要求聘用不少于在职职工人数1.5%的残疾人，但残疾人往往无法胜任建筑工人的活，劳务公司达不到这规定的1.5%雇佣比例，就要缴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上规模的劳务公司，光这笔钱一年就要掏几十万元。这些成本，最终要摊到每个工人头上，加起来甚至高达工人雇佣费用的1/3。
大企业找劳务公司长期合作，劳务公司还愿意稍稍让利。包工头和小开发商就没有这个优势。
这时候“飞机头”作为草台班子， 由于什么附加费都不交，光税费就能省下超六个点，因此“飞机头”开出的价格，对小开发商和包工头很有吸引力。
作为包工头，卢先生其实也挺闹心：“我承包的一般都是某个大项目中的一个标段，总包企业已经为这个大项目交过一次税费，我的分包标段又要再被征收一次税费，重复收税，我的利润空间已经非常小，如果再雇佣劳务公司的人，人工方面还要交一次税费，工程款还没到手，稻子已经被割了几茬。不找‘飞机头’，我怎么赚得到钱？”
“工闹”样本 1
深圳
本以为“雪中送炭” 谁料是“请君入瓮”
临时队伍窝工打架弄得工地瘫痪，上访兼围困工地“讨薪”，外地建筑商被讹两倍工钱
11月2日，从深圳地铁吉祥站出来，走几百米，便能看到龙岗区即将开售的保利·上城。作为深圳中心区的大型三旧改造项目，楼盘售楼部豪华气派，楼宇也已封顶，外墙刷上了洋气的绯红色。已经加班了一个多月的陈工，终于能悠闲点起一支烟，在工地上和羊城晚报记者聊聊天：“总部对工期的要求，是死命令，不眠不休也要赶出来。”
总部的“死命令”，让甲方的深圳市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保利”）很紧张，更不要说背着施工合同的施工单位。
从总包到分包，一层一层压下来，对于初来乍到的分包公司———“贵阳X建”，对于赶工期的焦灼可想而知。正是这种焦灼，让刚到广东开展业务的贵阳X建，在今年6月份工期最紧张的时候，一脚踩上了“工闹”地雷。
“我出面调解了保利6月份的这单‘工闹’，‘贵阳X建’作为施工单位，多付了8万元才搞定这单事，相当于给了应付工资的三倍。”李天军是“贵阳X建”标段下的一个“飞机头”（即劳务包工头，一般手下有几十至上百的工人队伍，游走于各工地，承接临时或长期的劳务项目），从业已近十年，“今年以来，这种‘工闹’越来越多，不仅深圳有，惠州、广州也有。我们同行之间，常常交换‘工闹’黑名单，甚至会在合同里注明，不招某些屡出‘工闹’的地市籍贯的工人。”
工人上访 上游施压
6月28日，几个操外地口音的工人找到深圳龙岗区信访办，投诉无良施工单位“要炒掉我们，还不给工钱。”工人们要求办事员帮他们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几个小时后，“深圳保利”接到了信访办打来的电话称：“这里有几个农民工投诉你们公司的某标段，说施工单位不肯给工钱，涉及到上百号工人。你们赶紧处理一下，现在大运会临近，企业不要影响社会和谐。”
“深圳保利”的负责人马上找到工地总包公司———深圳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纪”）的负责人，要求他们：“工地工人已经闹到信访办，赶紧处理纠纷。”“金世纪”赶紧找来分包公司“贵阳X建”的负责人：“怎么回事？我给你的工期是15天，你却惹麻烦惹到区政府了？”
窝工打架 工地瘫痪
此时的工地上，已经是一片乱象。近百个工人围住“贵阳X建”的工地办公室闹事。工程管理人员进来了出不去，出去了进不来，只能靠手机指挥工地干活。施工负责人意识到：他们踩上“工闹”地雷了。
作为“贵阳X建”请的一个“飞机头”，李天军觉得，“贵阳X建”遇到“工闹”几乎是必然的：“这家公司刚刚来广东接工程，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工闹’的水有多深。甲方对工期催得很紧，而当时正值深圳大运会前夕，各个工地都缺工，‘贵阳X建’却几乎不认识本地的临时工队伍。这时公司里有一个管理人员提出：可以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一支外地施工队伍，带队伍的‘飞机头’还承诺马上就能过来几十号人干活，15天保证完成任务，开出的价钱也比较合理，‘贵阳X建’自然觉得是‘雪中送炭’，实际上是碰上了‘落井下石’。”
在李天军看来，这支从天而降的临时队伍，上演的就是一套标准版的“工闹”大戏。
签完合同第二天，这支队伍的工人们准时进场，大概有20个人左右，干活也勤快得很。但从第四天开始，队伍越来越乱，人数和人员不断变化，有时候工地里甚至挤了上百号人，有时候却只剩十几人，有的人窝工，有的人抽烟聊天，“贵阳X建”的管理人员觉得越来越不对劲。
将近一周时，工地失控。这支队伍和工地上另外一个班组打了起来，肇因竟然只是下班签字谁先谁后，“明显就是找茬”。李天军回忆：由于闹得太凶，当时不得不叫警察来平息事态。
要送瘟神 只好割肉
打完架，这支队伍彻底不干活。“飞机头”也不见了。
工人们把工地办公室围了起来，一致要求：按100多个人算，加上待工费，要拿足30天薪水才撤场。“贵阳X建”的管理人员一下子就懵了，本来已经工期逼人，工地却瘫痪了，还要赔钱，这是什么道理？正在此时，业主和总包公司的电话也来了———要求尽快搞定这单事！
“他们怎么搞定？搞不定嘛！”工地经验丰富的李天军成了调解人。他说：“‘工闹’很聪明的，‘飞机头’早就不见人影。由于这支队伍被介绍进来的时候，绕了几层关系，‘贵阳X建’的介绍人也说不清楚到底谁能话事。每次谈判，都是一下子涌进来至少十几个工人，你都不知道跟谁谈。另外，他们还有两拨人，一拨上访，一拨围住工地办公室。工期已经火烧屁股了，要赶紧请走这帮人，怎么办？给钱喽！”
纠缠了两天，“贵阳X建”不得不“履行”已经被明显违约的合同。按照实际工作量，即使不算上工人违约，“贵阳X建”本来应该实付的工资仅是5万元，最后却多给了8万元，付出的总金额达到10多万元。
深圳的“工闹”，已经早不是个案。李天军说，他在劳务市场呆的时间长，同行之间常常交流这些“工闹”的信息。“到处都有被钻空子的工地。我发现，往往是几个劳务输出地区的‘老乡团’在闹。我现在跟班组工头签合同，往往都会在条款里注明———不要这几个地方的人，实在是惹不起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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