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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颁奖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亲切接见获奖代表。新华社记者黄敬文 摄
中广网北京11月6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上周五（4日），获得中国新闻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上百名记者聚在北京，接受属于他们的荣誉，也一起交流新闻从业者的酸甜苦辣。今天，我们一起走近两位优秀的同行，看看他们的苦与乐。
樊冬平，每一桢影像背后的故事
樊冬平，山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在新闻战线工作21年。从黑砖窑事件到98襄汾溃坝，从霍宝干河煤矿记者封口费事件到王家岭矿透水事故，重大事件，他和他的同事都会在第一现场。常常，他们彻夜剪辑、一遍一遍地修改稿件：
樊冬平：新闻工作可能不仅仅局限在这8个小时，经常为了做一个几十秒、1分钟或者2分钟的小片子加班加点，而且还要有时效性。你采访需要时间，采访回来后期剪辑，包括技术、包装，直到播出，程序必须都完成，才能做出一个精彩的作品奉献给观众。每每就是别人在那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在工作，别人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作品的时候，我们才刚刚结束。
您看到的每一桢影像背后，都有媒体人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樊冬平却说，用镜头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很知足：
樊冬平：因为社会一直在发展，媒体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他理应做一些前卫的东西，引导社会发展的东西，记录历史性的东西，所以无论你在国家、市、省、县媒体工作，还是在哪个行业工作，都会留下一些历史的记忆。
郑琳，舆论监督里的拼命三郎
郑琳，生于1972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新闻战线工作18年。如果你读过她笔下的稿件，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竟然报道过这么多与危险相关的新闻事件。
重庆打黑系列报道、“甘肃天水高考替考事件”调查、“云南孟连警民冲突”调查、，读者能够所见的文字背后，有着太多极不寻常的危险经历，可她说，一个做舆论监督报道的记者，也有常人想象不出的幸福。
郑琳：大概在10年前我有这种幸福感，那时候接待读者的时候，我问他是怎么知道我手机的，他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说在北京西直门地铁站买到了我的手机号。我第一次看到我的手机号可以卖钱的时候，觉得有一点虚荣，但是这些年来因为太多了，相反却是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责任感。我知道我不可能帮到每一个人，但是帮一个人的时候，也许帮的是一群人。
在同事眼里，郑琳是拼命三郎。1999年，她在独家采访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之后突发阑尾炎，她愣是忍着疼痛坚持写稿，最后被同事强行送进医院。医生说：如果再晚半小时，可能就有生命危险。可郑琳说，这是一个记者的责任：
郑琳：我挺幸福、也很幸运能够在这样一个职业上，这个职业就是一个让你有荣誉感、有成就感，一个可以实现理想的地方，而且这个职业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家变得更好，是看得见实实在在进步的地方。
我们做这个职业就是桥头堡，站在船头守望和警示，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努力，确实帮到国家，让国家变得更好的。我们不努力，谁来努力呢？
和樊冬平、郑琳一样，在每一天里，很多我们的同行，都会在奔波和忙碌中度过，享受着属于媒体人这份独特的荣耀与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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