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康 恰同学少年

　　刘永康 恰同学少年

　　他们曾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在这个至今未得到官方承认的地下抗日组织中，大多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学生。在炽烈的爱国热情鼓舞下，他们用嫩拙的爆炸和生疏的枪法来惩戒侵略者和汉奸。

　　本刊记者 张蕾 发自天津

刘永康

　　当93岁的赵恩波老人和87岁的刘永康老人走上台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是10月23日，崔永元“点亮我的中国心”——《我的抗战2》全国巡映走进天津，做客南开文化周末。

　　播放的《锄奸》中，有大量天津“抗日杀奸团”的故事，刘永康和赵恩波是为数不多的在世的两位。赵恩波老人说，他当时在天津中日学校上学，在同学介绍下加入“抗日杀奸团”，一共执行过两次投放炸弹的任务。

　　刘永康老人曾是南开的学生，“亲眼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在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高中这一带投炸弹，心情无法形容……作为一名南开学生，我要保护自己的学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保护自己的祖国。”

　　随着两位耄耋老人的叙述，一段血染往事在学子们眼前浮现。崔永元说，“在来时的车上我就在想，今天会有多少人来看这部纪录片，毕竟这不是大片，而是一段民族的记忆。但是哪怕现场只有一个人，我们也会向他讲述这段记忆。”

　　刘永康今年88岁了——应该是91岁——1940年被日本兵逮捕的时候，有人偷偷告诉他，如果未成年，判刑会轻，至少可以免死。他将年龄改成了17岁。最终获刑无期。

　　那棵神圣的大树被炸了

　　1936年，南开中学初二的刘永康在国文课上学到了都德的《最后一课》：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边境的阿尔萨斯小镇即将失去说母语的权利，“我”在懊悔中上了最后一堂法语课。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脸色惨白，“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下‘法兰西万岁！’然后他呆在那儿，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

　　当时，中国的天津，跟法国阿尔萨斯小镇的情绪一样，课堂上一片呜咽之声。而中国已经在1931年日本于柳条湖炸掉一段铁轨后发起的战争中，挣扎了5年。1937年，刘永康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七七”事变爆发，7月底，平津沦陷。

　　刘永康和同学王程琨两人共同喜欢一篇外国小说，讲的是两位朋友年幼时，约定20年后在一个公园里重聚，结果到了约定日期，一位已经成为江洋大盗，而另一位则正好是奉命逮捕他的警官。学着小说里的样子，二人约好，20年后，不论天涯海角，不管身在何处，也要到学校南楼操场上那棵大树下赴约。为郑重起见，他俩把名字刻在那棵大树上。

　　那棵“心目中神圣的大树”，在天津沦陷、日军轰炸南开中学之时，倒下了。就在刘永康眼前消失，连同所有17岁少年的美好记忆和温暖家园。

　　“我决心报这个仇，雪这个恨。不管以什么方式，参加什么组织。所以人家一介绍‘抗团’我就参加了。”

　　“抗团”即“抗日杀奸团”，是国民党军统局下设发展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地下抗日组织。但刘永康并没有详细过问这个组织的隶属，也没有认真打听过这个组织的背景和领导，在他看来，“只要是抗日就足够了，就足以说明一切，其他都是次要的。”

　　在一间阴暗的小阁楼里，刘永康等4位新入“抗团”的成员宣誓，“掀开了人生中的新的篇章”。

　　做自己的英雄

　　刘永康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入团宣誓仪式那天，“神秘而庄严”。4个新参加的成员，面对墙壁上悬挂着的一幅长卷图画——上绣雄狮，抬着一只利爪踏在大而圆的地球上面——在监誓人的带领下，举起右手朗读誓词：“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愿严格遵守团规纪律，违者愿受最严厉的惩处。”随后，用小针刺破左手中指，把血滴到半盅白酒里，一饮而尽。

　　那一刹那，刘永康血脉贲张，恍如回到“东周列国战争年代，各路诸侯云集”，歃血为盟的豪侠义的氛围之中。

　　可是说来倒有几分无奈的滑稽色彩。这些热血爱国青年，在紧张与渴望中等待着手刃汉奸、刺刀见红的大任降临，但条件所限，“实际上没有任何训练”。他们只是偶尔在天津利华大楼上，把绿豆装进气枪里练习射击。转战北京后，周日放假时，骑自行车去西山，算是锻炼身体，“偶尔一两次可以带着枪练习射击”。爆炸装置则是在化学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威力不大，意外频出。

　　保密措施也不到位。按道理只能有上下级的纵向联系，不能有团员之间的横向联系，可在另一方面，“抗团”又号召成员们每周日到民园体育场锻炼身体，互相一照面，就全都明白了。实际上，真正瞒着的都是家里人。

　　1939年8月，天津洪水成灾。一天中午，刘永康和另一位伙伴赵尔仁奉命划着小船去闯封锁线向外送信。他们的计划是，趁中午人们都在吃饭，日巡逻艇较为松懈的时间，选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冲过去。最后还是与日本鬼子的巡逻艇碰了个正着，“几个日本鬼子端着大枪站在船头，命令所有偷渡小船上的人都举起手来接受检查。”

　　两个稚嫩的学生娃有点傻眼——身上可带着文件呢。刘永康先想出办法，冲赵尔仁眨眨眼，装成害怕的样子，脚下用力踹向船帮，把船踩翻了，两人掉进水里。刘永康假意在水里扑通，把信撕碎，“不顾臭水的恶心，就着把碎纸嚼烂吐在水里”，落汤鸡似的扒着船帮，向巡逻艇呼喊着半吊子的日本话：“太君，哇他库系哇卡苦塞因代司（我是学生）！”

　　这个智送鸡毛信的故事并没有在日本人的嘲笑声中结束。刘永康和其他船上的“偷渡者”都被打了20军棍。他们一直坚持与日军周旋，终于在天黑后，逮着机会闯出渡口，口头传达了情报。

　　杀死俞大纯

　　在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刘永康，终于等来了成为英雄的时刻。

　　“暗杀俞大纯我第一次做制裁任务的主攻手。”70多年后，刘永康依然清晰地记得很多事情，怎么宣誓，怎么杀敌。

　　其实，这也是他惟一一次亲自开枪打死汉奸。

　　1940年下半年，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物资匮乏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他们开始在中国搜刮铜铁制品。

　　“本来俞大纯只是一个建设总署总务处处长，不够资格（被暗杀）”，但是他主管搜刮民间的铜器铁器，“抗团”曾写信警告他：“你知道这些铜铁收集上来是做什么用吗？是做子弹。做子弹干什么用？是打我们自己同胞！所以你应该禁止！”落款是“抗日杀奸团”。

　　哪能禁止得了呢？“为压下这股邪气”，“抗团”决定制裁他。刘永康和叶于良两个人，事先侦察了几个月，确定俞大纯从家里到单位的整个行程，附近有哪些街道可以脱身，以及在俞的行程中，哪里有警察岗军事机关需要避开。

　　执行任务的时间到了。早上8点10分，刘叶两人骑着自行车接近俞大纯乘坐的黄包车，刘“一面左手扶着车把，一面以右手从腰里掏出左轮手枪，打开保险，在距离目标十多米的样子，……扶好行进中的自行车的车把，一手瞄准这个汉奸的后心开了枪，一弹命中。紧跟着叶于良也赶了过来，又补上一枪。”刘叶二人迅速分道离开现场。

　　第二天，刘永康照常去学校上课。课间休息时，他听到老师、同学在议论前一天的“凶杀案”。教数学的乔老师嗓门特别大：“够他们这些当官的呛的！”乔高谈阔论着：亲日文人周作人遇刺，《新民报》主编吴菊痴被暗杀，民政局长挨了枪子儿，教育总署署长死于枪下……

　　“咱们教育局长……很郑重地嘱咐他的保镖们，今后出门，车的前后左右不准有不认识的人跟着，谁要跟着就拿起棍子抽谁……”乔老师的话引得大家哄笑。

　　在“抗团”的活跃期，青年们干了几单漂亮活儿，狙杀平津两地著名汉奸数十人。

　　1938年秋，刺杀伪天津市教育局长陶尚铭，理由是中小学教科书增加了很多毒化、奴化青少年的课文。陶最终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1938年12月，在天津丰泽园刺杀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理由是“天津商界在其苦苦逼迫下，逐步成了日寇侵略战争的提款机”。刺杀成功后，又在王葬礼那天，炸了仪殡队，致1人死亡、3人重伤。震动天津。

　　1939年1月，刺杀亲日文人周作人。由于临战心理不稳定，加上枪法欠准，只打中钮扣，周“轻伤而逃，从此深居简出”。

　　……

　　刘永康认为，“我们的目的：一个是警告汉奸，另一个是鼓舞人民，让他们知道前方在抗战，后方也在抗战，让他们不要失掉信心。”

　　随着“抗团”活动影响力日增，日本人开始关注这支起初被他们轻视的队伍。待到日军集中力量对“抗团”进行围捕和剿杀之时，抗团活动陷入低潮。1940年8月，刘永康等人被捕，遭严刑拷打，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3日，刘永康重获自由。

　　骄傲变成苦难

　　幸存下来颇为不易，逃脱牢狱的刘永康，在刚刚出狱那段日子里，为胜利喜悦不已，为自己对祖国尽的一份责任而感到骄傲。他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甚至自以为已经赢得了这个世界”。

　　在这种自信的鼓舞下，他做了一件“荒唐事。”

　　那时的天津，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各种团体都在以各种名义活动。地处西南城角的天津电车公司的工人们提出，公司是由比利时商人经营的，天津沦陷后，日本人强行接管，现在我们胜利了，应该由“我们自己国家接管”。他们集会请愿，还请来刘永康他们几个刚刚从日本监狱里出来的年轻人助阵。

　　面对上千满怀希望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认为拿回路权“理所当然”的刘永康激昂地发表演说，肯定工人们的要求，斥责帝国主义的行径。在场的工人们得知，刘永康在抗战期间做过地下斗争，杀过汉奸，蹲过日本监狱，无不称赞，涌过来跟英雄握手。刘永康在欢腾中承诺：将代工人们向管理部门的“接收大员”交涉，尽早、尽快地让电车公司归祖国所有，让他们复工。

　　刘永康他们在“天上飞过来的”国军接受大员面前，还只是没有太多阅历的普通学生。他们跑到社会局门口，警卫连正眼都没瞧他们一下。后来总算见到了接收大员，却“碰了一鼻子灰”。

　　一番微言大义让刘永康等人“不得不灰溜溜退了出来”。面对电车公司的一张张热忱的脸，刘永康只能极力躲避。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刘永康“上街不敢路过电车公司附近，甚至连南开中学和西南角那一带都尽量避免靠近”。

　　1949年初，当年的一位狱友将南下的船票送到了刘永康手中。正在南开大学拼命学习的他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谢绝了。不久，34万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天津。“没容我仔细观察这个变化，就被以历史反革命罪投入监狱了!”

　　《天津日报》刊载的《南开大学破获国民党地下潜伏反动特务组织》提到，“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匪首已被捕获……而这个“匪组织”，就是抗日杀奸团。由于它的军统背景，这个已随着抗日胜利自动解散的组织成了刘永康一生的催命符。

　　“进了监狱，发现一群大名人。有戴笠的头号保镖贾金南，军统天津少将站长邢仁甫，刺杀吉鸿昌将军的唐山公安局长吕一民……把我和他们放一起，枪毙也很正常。”没多久，刘永康被转移到天津西头监狱，判刑7年。

　　监狱出来，正好“反右”。“反右”之后不久，又是“文革”。“文革”结束，刘永康总算得到平反，但当年铁血锄奸的中学生，已年过半百了。

　　提及半生牢狱的经历，刘永康非常平和，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经历与那些“抗团”中的牺牲者相比。他们有的牺牲于爆炸，有的牺牲于枪战，有的牺牲于狱中，更多的被秘密杀害，连遇难过程也无人知晓。

　　“现在，我91了，已经到了末年，但我还有一个愿望：申诉。当时判我（历史反革命罪），为什么判我？原来说是因为抗日杀奸团是特务组织，但现在抗日杀奸团已经被认可了——当然现在还没有被正式认可——但在舆论上认可了，你还能算我什么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