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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置的渔船和无所事事的渔民 余姝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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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5日，蓬莱栾家口渔港，养殖户姜丽华说，今年扇贝死亡率比往年明显严重 新华社发 |
维权之路
石油泄漏给沿岸渔业与养殖业带来的影响可谓致命，但是作为受害方的养殖户与渔民的维权之路却是步履维艰。
8月31日，乐亭县扇贝水产养殖协会会长杨基珍和其他几名养殖户代表向天津海事法院起诉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索赔3.3亿元。然而法院认为，起诉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康菲公司与乐亭养殖户存在损害与被损害关系，因此驳回了养殖户的上诉。
尽管乐亭养殖户打算准备证据重新提起上诉，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和公益律师加入到了此次渤海漏油的诉讼团队之中，但赔偿问题的解决前景，却很难让人感到乐观。当前中国的法规体系对于类似蓬莱19-3石油泄漏这样的大规模生态事故几乎是一片空白。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大部分法条所规定的处罚金额都不会超过20万元，这样的数字摆在如今的事故面前显然是荒谬的。
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挂帅的大背景下，许多主管部门对于那些作为纳税大户的大型企业往往缺少监管，更很少因为环境责任感而对这些大企业动真格。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专家表示，在中国，政府几乎没有真正支持过任何一项针对大型企业的民事诉讼，多次相似的环境事故最后都是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这次渤海漏油事件发生已有数月之久，但有关部门反应却不够迅速。
近日，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一纸诉状，将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的有关各方都告上了法庭。贾方义一方面向多家海事法院提起了环境公益诉讼，要求中海油与康菲石油共同为事故负责，设立100亿元赔偿基金；另一方面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行政诉讼，状告国家海洋局行政不作为。贾方义称，自己此举是出于一个公民与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感，但是他自己也明白此次诉讼前景并不乐观。截至目前，贾方义的起诉因为各种原因，都还没有被立案。
漏油事故发生后，自然之友等公益组织曾发出多封公开信，呼吁康菲公司和中海油等相关单位阻止事态恶化，并吁请国家海洋局尽快进行污染事故调查和处理。国家海洋局邀请了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达尔文求知社等三家民间组织参加与渤海漏油事故相关会议，邀请他们协助搜集和整理国外的相关案例，为事件处理提供参考。但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认为，海洋局在认可民间组织关注海洋污染的同时，也认为民间组织没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国外的经验证明，类似事故发生后，会有多家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种诉讼是指环境伤害的非直接受害者，基于环境保护的公共利益，以停止环境伤害、恢复生态环境为目的，提出的公益诉讼。3年前，中国最高法院推出了环境法庭实验。从那时起，环保公益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了法律依据。可惜的是，目前环保法庭的实验还局限在有限区域内，没有覆盖到海域污染问题。
美国经验
事实上，溢油事故虽然危害巨大，但在事后处理上却并非没有经验可以借鉴。2010年美国解决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故的方式就提供了一个参照。事故发生第一天，以美国海岸警卫队为核心的地方应急指挥中心就宣告成立；第二天成立了多部门的区域应急小组；国家溢油反应小组在第三天成立，其中有16个联邦部门互相配合。在事故的后续赔偿问题上，美国的司法体系更是体现了其在处理这类重大事故上的成熟。英国石油公司不仅接受了总计23000起个人赔偿诉讼，且启动了总额高达200亿美元的溢油事故处理基金，用于对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与生态损失进行赔偿。由此看来，如果中国也建立健全了相关法规，辅以及时且严格的政府监督，再加上民众与媒体的积极介入，相信处理类似的事故也许不会再像如今这般艰难。
最近，渤海漏油事故有了最新进展。11月11日，国家海洋局公布了蓬莱溢油事故原因的调查结论，称系康菲石油中国公司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总体开发方案造成，认定这是一起“造成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责任事故”。国家海洋局表示，该事故的原因和性质已经查明，责任已基本查清，有关部门将继续做好后续处理工作。
对于国家海洋局的结论，康菲中国公司表示，公司全面配合了调查组所进行的广泛深入的调查。“我们再次为发生这两起不幸的事故并为它们给渤海湾环境以及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影响真诚道歉。”此前康菲曾承诺将设立渤海湾生态基金和赔偿基金，不过迄今没有实质性进展。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是溢油事故发生以来官方给出的正式的鉴定结论，为下一步的索赔奠定了基础。此次调查结论详尽描述了康菲的各种违规之处，并明确定性，将有利于民事索赔。他认为，按照国际惯例，现在政府可以到法院申请冻结康菲部分资产、资金，用作担保金。
重归碧海
有专家指出，此次渤海漏油事故处理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重重困难，究其根源，在于当前某些主管部门仍然以GDP先行，不仅自身缺少环境责任感，而且对于民间自发形成的公益性环保诉求缺少尊重。对于经济发展的一味追求，以致一切以GDP为准，这或许正是渤海总体污染状况难以得到根本改善的症结所在。如此思路之下，各利益主体往往都在发展资源的争夺上费尽脑汁，而对于发展带来的环境责任却推诿再三。几年前渤海治污各部委、各地方“多龙闹海”的局面正是由此而出现。
事实上，经济界学者对于开发区遍地开花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早就表达了担忧。“环渤海地区三省两市(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所有的‘大跃进’计划都少不了上重化工业，这么比着干，比着排污，渤海迟早要变成臭海。”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如此说道。
陈栋生说，如今，事实证明渤海的确已经走到了“臭海”、“死海”的边缘。要使渤海重归碧海，真正回到400年前的碧海蓝天，关键在于转变观念，尽快树立起更为全面的发展观。
余姝、胡泽曦、梁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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