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化名)失声痛哭的正面照片，至今在各大网络上赤裸裸地悬挂。附带的视频中，当杨武用哽咽的声音说到杨喜利要实施强奸时，拍摄者的声音尤其刺耳：“放大、放大。”
从纸媒到网络，杨武将自家遭遇坦陈于大庭广众之下，并迅速引来千万级点击量和评论、转发。网民一边骂这个丈夫“窝囊”、“懦弱”，一边兴致勃勃地点击，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看头的视频。
当这种围观和情绪宣泄达到高潮时，另一种声音在网上出现：请放过“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和他的妻子吧，一个不负责任的社会，会把地位卑微的老实人变成“世上最窝囊的男人”。一个迷失了方向的社会舆论，也会把原本善良无助的正常人逼向崩溃的边缘。
“你太懦弱了”
2011年11月6日，杨武第一次把电话打给当地媒体。他控诉妻子被联防队员强奸了，自己当时躲在一边。施暴者的家属一遍遍上门谩骂、恐吓。
这家媒体的记者接了电话，决定去看看。
“一个瘦弱女人躺在床上，脸色惨白，瑟瑟发抖，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床下还有一大摊血迹。忽然，她从床上坐起来，挥舞双手，嚎啕大哭。一有陌生人靠近，她就呼天抢地，狠狠地用头撞墙，似乎感受不到疼痛。”
当这个记者听完杨武的哭诉，忍不住感叹：“你太懦弱了!”
这句话，连同强奸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一起写进了报道。
杨武案经过网络发酵和微博转载，迅速成为热门话题。而知名人士和知名媒体转载的微博，转载和评论数量均已过万，仅仅一天时间，围观者对杨武“懦弱”、“懦夫”的评价呈几何倍数疯涨。
越来越多的媒体赶到现场，文字、图片以及视频被集中传上网络，再加上微博转发，杨武、他的妻子王娟甚至他们年幼的女儿，一一清晰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一桩强奸案，赫然成为曝光程度最高的公共事件。一家媒体针对杨武的自责，头版头条刊出“‘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这样的标题。
11月7日，群情激昂的这个傍晚，深圳晚报摄影记者温庆强注意到了杨武案。8日上午，他赶到杨家，拍下了那张流传甚广的照片。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采访了”
“一堆的话筒、录音笔，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身心已经受到极大伤害了，面对这样蜂拥而至的媒体，心里是什么滋味?”这是某卫视主持人对温庆强照片中场景的评论。
照片中，至少有四家电视台的话筒对着受害人王娟。王娟背着头，用被子蒙住了脸。
“她不愿说话”，温庆强告诉本报记者，现场至少10家媒体的记者一直在催促王娟说话“说说当时的情形”、“你有什么感受”等等。
做过5年摄影记者的温庆强，当时便“感到不妥”，按下快门，转身离开。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采访了。”看到温庆强拍的这张“一堆话筒”的照片，有网友评价说。
11月9日，王娟自杀，又一次被救下来，丈夫日夜守护着她。这之前，王娟也自杀过几次，去医院救治过，因为没有钱，只得出院回家。
然而，这仍然无法阻止一拨又一拨“闯入者”。他们从杨武家狭小的卷帘门直闯而入，将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围堵得满满当当。杨武一边语无伦次地对每一个人说着谢谢，一边哭着央求：“求求你们了，出去吧!”
扑通一声，他跪倒在地。
这不是杨武第一次下跪，各种各样的视频上，杨武向记者下跪、向前来看望的好心人下跪……这样的姿势、这样的画面，在网上一点击便跃入眼帘。
集体偷窥下的“娱乐休闲”
最早报道此案的记者心里也不安，但支持他的声音是，如果不是他将这一事件揭露出来，杨武一家的命运，以现实的判断，不会像现在这样迅速得到政府救济。
但杨武一家，也引来无数目光追逐，他们的隐私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每一个围观者，哪怕是站在客观角度说话，以微博和网络的强大传播能力，千万级数量的评论来“审判”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上升为一场全社会的集体偷窥。
这一幕并不难见，不久前的“小悦悦事件”中，大家集体指责“18个冷漠的路人”见死不救，并“人肉”这18人的籍贯、住址、电话，还有网友上门，拿着摄像机边拍边骂。“不幸”成为“十八分之一”的广佛五金城的那几个店主，生活完全被打乱。
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学者指出，集体偷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从戴安娜车祸到陈冠希“艳照门”，网络时代的偷窥不需要任何成本，只要打开网络敲击键盘即可。集体偷窥的匿名性，将偷窥的代价降到了最低，原先伴随着个体偷窥的罪恶感、焦虑感随之消失，反而成了一种寻求快感的活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休闲”的价值。
“杨武事件”中，围观者对杨武、杨喜利、媒体、警方等口诛笔伐，已成为他们情绪宣泄的一个出口，包括他们平时对社会的种种不满，都通过这个出口发泄出来。而平凡的生活中出现如此“戏剧性”的故事，好事者自然不会放过，“你说，这算是通奸，还是强奸?”
11日深圳警方通报称，杨武夫妇长期受杨喜利欺负，两人商量后，杨武于案发前和案发时藏匿于店铺内卧室隔壁的杂物房里。当晚，杨喜利酒后再次来到杨武家，对王娟纠缠并实施强奸。杨武电话报警，杨喜利被当场抓获。
警方这一通告也引来网友娱乐化调侃：“这剧本写得怎么样，是不是该得个编剧奖什么的?”
“就案件本身而言，值得政府反思；就媒体表现而言，则值得全体媒体人反思。”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主任刘海明说。而从集体偷窥的角度看，传媒只不过充当了大众释放偷窥欲望的“所罗门之瓶”。
对于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力丹曾以日本媒体在2011年日本海啸时的灾难报道为例，来说明媒体所要坚守的职业道德和操守。灾难发生时，残忍的死亡、失态的呼号、过度的泪水或昏厥，从没有在日本的电视台或报纸上出现过。电视新闻中，采访受害者家属的不多，即使有，也很少拍摄他们的面孔，很多受访儿童只是露出了鞋子或背影。日本共同社驻北京一位记者说，“不能侵犯受访者的基本人权。如果灾民过多地被采访，不断有麦克风放在他们面前，可能对他们是另外一种伤害。毕竟，受灾的样子是不好看的。”
这体现的是对受访者的尊重，也是媒体必须恪守的伦理准则。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前面说到的这家电视台，在义正言辞指责其他媒体时，自家镜头上也露出了杨武的半张脸，未作任何技术处理。
至于把镜头一再对准王娟这个已经崩溃的无助弱女子，有网友评价说，“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伦理失范。”
这是一场羞辱，但不是他们的
互联网时代，涉及隐私的新闻点击量非常高。截至11月11日下午5时许，新浪微博杨武案专题页面中，有近400万的评论数量。
有国外学者提出关于侵犯隐私权的四项内容：一是侵犯他人私生活的安宁；二是宣扬他人私生活的秘密；三是置人于遭公众误解的境地；四是利用他们的特点做商业广告。在欧美国家，政府和明星的隐私权被保护最少，相反，普通民众的隐私权则有明确立法禁止侵犯。
但像杨武这样的边缘人群，恐怕并不知道“隐私”的具体含义，面对强行进入他家的“闯入者”，他甚至有权拨打110报警。柴静在博客中也分析，“他们可能不知道媒体强行进入私宅涉嫌违法，不知道报道中对性犯罪的受害人必须给予隐私保护，也不知道即使在庭审阶段也需要对此类案件进行非公开审理。”
网络评论员许杰说：“我们一天比一天缺少安全感、缺少隐私，到处都是窥视的双眼，到处都有唐突的闯入客。一个完全不尊重隐私的社会，必然陷入混乱。”
“杨武事件”发酵的同期，另一个有关侵权的新闻是：云南省纪委、云南省监察厅8日向社会通报：云南电视台某频道总监、党支部书记李瀛在省委换届期间，利用互联网恶意诽谤领导干部，于11月2日被撤销电视台某频道总监职务。
个人名誉权、隐私受侵害，强势者可以通过公关公司删帖，懂法律的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侵权者的责任。而杨武，这个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男人，只能搬家逃离是非之地。
“他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反抗暴力，对自己最脆弱的保护，只能用袖子掩住脸来避开采访。是的，这是一场羞辱，但不是他们的。”在博客上，央视主持人柴静这样反思“杨武事件”。
“杨武事件”的喧嚣中，署名“李吉明”的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个不负责任的社会，会把地位卑微的老实人变成“世上最窝囊的男人”;一个迷失了方向的舆论群体，也会把原本善良无助的正常人逼向崩溃的边缘。
拍下了那张热传照片的温庆强，越来越不愿回想，自己踏进那间狭小的二手家电商店的情形。
“不管事实如何，再次向受害女士道歉，对不起。”他说。
本报记者 张子森 石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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