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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家、阴谋家康生滥施淫威、大肆制造冤假错案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仅凭相面和主观感觉就将国家省一级的领导干部逮捕入狱，这种形同儿戏的相面定案之举可以说是一大政治奇观。1968年1月，康生当面指斥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指称赵执行了子虚乌有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行动计划，致赵含冤入狱长达8年之久，云南大批干部群众也因此案受到株连，1.4万余人被迫害致死。赵健民同志的这篇回忆详细叙述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不辞劳苦赶往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我万万没有想到等待自己的竟是莫须有的罪名和长达8年的监护审查。】
1968年1月中旬，全国各地的形势每况愈下，云南也不例外，运动混乱，生产停滞，一切似乎都处于一触即爆的态势。当时，我作为省里工作的干部，和省委、昆明军区等军内外的几位负责人一起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
1月21日凌晨2时，我们接到临时通知，立刻赶往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
会议由康生主持，谢富治讲话，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云南的问题，云南是国防前线，如果那里的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国家安全，影响人民生活。接着又提到某派(当时云南省的一个群众组织)，特别是某某组织搞武斗，说得神乎其神，然后话锋一转：“赵健民同志，你辜负了中央，出了坏点子，某某组织由昆明往西打了禄丰、平浪、楚雄……到下关杀了100多人，还要往西打，你知道不知道？”
我一听，心里“格登”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刚开会就扯起这些？转念一想，这事我确实不知，于是冷静地回答：“不知道。”
“你支持某派，你现在还在那里指挥。”谢富治凶很地喊了一句，又阴阳怪气地重复了一句：“你们想搞个人的那一套不行了，我看最近有些行动，是有人在那里指挥。”
这扯到哪里去了，我心里暗暗猜想，又有些茫然。
这时，坐在正席上的康生开了腔：“赵健民，你来北京干什么？”
“汇报情况。”
“你一个省委书记，到中央来，不见你一份请示。”
我当时对康生是尊重的，可他的话又让我好生狐疑，明明我向他和陈伯达等人写过两封信，还专门向中央写过两次报告，都通过军委办事组转上去的，他怎么不知道呢！
不待我明白过来，康生又说：“你支持某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我没有出坏点子。”
“你敢写条子吗？”康生紧接一句。
我心想，这有什么不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当着康生的面，我写下了“我没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错误言论。”
康生拿起来看了看，“哼”了一声，阴不阴、阳不阳地说：“你在耍外交辞令啊。”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又咄咄逼人地说：“如果有，怎么办？”
我想了想，在原条子上又加上了一句“如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言论，愿受党纪国法的处理。”这时，我处在紧张思考的状态，康生他们搞这一套，到底是什么意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来一场风暴就在眼前。果然，康生又说道：
“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1936年。”当我吐出这句话，感到事情复杂多了，一个解决云南问题的中央会议，怎么却成了我的专案审查会？
只见康生那个深度眼镜后面，闪着两道阴险狡诈的目光：“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没有自首。”
“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面对康生的喝问，我坦然地顶道：“我不是！”
这一下，他咆哮起来，“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我依然冷静地回答。
“好！你保留吧！”康生气急败坏，指着我，“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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