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一部舞剧的暧昧死亡

　　“宣传不要过，不要过”

　　2011年3月底，舞剧《金瓶梅》在香港艺术节演出4场。首演完毕，全体创作者接连谢幕6次，掌声如潮。

　　回到内地，国内演出商的积极反应又给了主创者一个惊喜。4月起，演出商们蜂拥而至，有人甚至提出以数千万的价格买断未来三年的演出权。

　　“原先没想把它当成一个特别商业的事情来做。”韩江回忆，“但剧目能见观众，当然很开心”。

　　他们很快签了一个中国大陆演出的总代理，因为主创方知道“自己在国内没有运作市场的能力”。“内地的市场操作完全不一样。国外港台只看作品，而这里要有酒会、给媒体塞红包。拿剧场还得靠关系、靠喝酒喝出来的交情，”韩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操心的事情更多、更难。”

　　没过多久，演出档期被一抢而空的势头显示出了《金瓶梅》题材强大的吸引力和该剧美好的市场前景。9月底在成都、重庆、武汉和南昌进行第一轮11场的巡演很快排定；11月，从北京、西安到广东，为期40天的第二轮演出日程也全部谈妥。

　　这意味着，仅今年年内《金瓶梅》就能在国内演到40场；而明年3月的第三个档期开始后，一年内总共将有100场国内演出——仅珠海一个城市就排了10场。

　　一个“涉性”题材的舞剧，如此凶猛的商演势头，即使再不懂人情世故，主创们也能嗅到一丝暧昧的不安气息。

　　在与演出商谈判期间，每天都有十几个电话打进来。“过热”的状况让韩江开始给自己做一些“大事有可能不妙”的心理准备。他告诉对《金瓶梅》感兴趣的一切演出商：“出了问题不负责，被停了我们可不管。”有的演出商觉得没问题，但韩江坚持把免责条款写进合同。

　　“我们一直在提醒演出方，（宣传）不要过、不要过。”韩江说。但演出商逐渐发现自己也控制不了公众对这个作品的窥视欲。原本一直冷僻的“当代芭蕾”突然变得炙手可热，很多媒体都自己找上门来。

　　随后，局势渐渐失控。即使主创方发出真实意愿的宣传稿，很多媒体却一意孤行地冠以“性道具”或“春宫图”等标题。火辣的标题对票房贡献不小，首轮演出门票很早售罄。但这样过于火爆的宣传攻势终于显现出负面影响。

　　9月初，上海媒体首先曝出上海几家剧场拒绝（后来演变成“禁演”）舞剧《金瓶梅》的消息。多家网站转载一篇来自东方网的评论文章，“该剧是纸上文章化作了‘活春宫’”；“（《金瓶梅》）要把赤裸裸的性欲变成‘人性’，其效应亦是搅乱羞耻感。”

　　“其实上海的剧场没有说停演，只是说等等，看看其他地方演出的反应再接，这很正常。”《金瓶梅》编导王媛媛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只是被某些记者歪曲、夸张了。”

　　另一个更为致命的打击来自一篇刊登于9月16日《中国艺术报》、署名为“夏末”的评论。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先锋是挑战自身，而不是挑战禁忌、挑战健康的社会道德氛围、挑战受众的接受能力和理解水平。《金瓶梅》借舞剧创演缺乏审查、大陆市场尚无分级等制度缺陷，堂而皇之地剑走偏锋求关注、求市场，未免成先锋的陌路与末路。”

　　多家网站随后以“《金瓶梅》不宜改为舞剧 谁能看交媾不脸红”为标题对此文加以转载。第二天，主创人员被要求对《金瓶梅》改名，并对剧中部分舞蹈动作和道具进行改动。

　　在将其更名为《莲》、并承诺对内容作出改动后，《金瓶梅》仍然在9月20日被彻底叫停，无缘内地舞台。所有前期到位、准备参加成都首演的演职人员只能撤回北京。在此之前，这部剧的编剧、号称收藏众多版本《金瓶梅》的作家柏邦妮还欣喜地对外传达着排练和等待演出的消息。

　　“可以这样讲，媒体把这个事给弄坏了，”王媛媛说，“很多媒体不知道自己报道产生的结果和伤害是什么。”

　　停演三个月后，她觉得自己对停演一事已经谈不上无奈，只是觉得很可惜。“也可以说，对于《金瓶梅》，内地的‘市场’没有准备好，”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市场包括很多方面，不止是观众，还包括媒体和各方面的环境。”

　　“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在创作舞剧《金瓶梅》的一年半期间，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没有接任何演出和活动，开销却花出了500万。

　　《金瓶梅》至少本应成为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经济上的转折点，而如今舞团只得再次开始一个遥遥无期的生产和投入过程。

　　2008年，一直学习现代舞编导、并曾与多家古典芭蕾舞团合作的王媛媛决定成立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这是国内第一家民营芭蕾舞演出团体。

　　三年后，舞团拿出了9部原创作品，曾接到过纽约林肯中心等世界高级别剧院的演出邀请，近两年年均国外演出都在30场左右。目前，他们的演出已经被国外演出商预定到了2013年。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如今已经可以说受到了国外观众认可，并成功打入国际演出市场、正式进入国际商演轨道。”王媛媛不无骄傲地说。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民营舞团在国内市场屡屡碰壁。自成立后，舞团一直想在国内进行商演。他们曾在北京保利剧院做周年纪念演出，也曾出现在天桥剧场、北大百年讲堂和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但上座率只能说“凑合”，“相当小众，连话剧都不如”。

　　“我们与国内市场的对接可以说是很不成功。”韩江坦陈，“这可能是因为国内观众现在还不太习惯接受现代舞蹈方面的东西。”

　　现代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欧洲。在欧美国家，欣赏现代舞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大多数中国人对此知之甚少——国内真正放开手脚、直接引进西方“正宗”现代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探索只是近二十年的事，很多观众无非只听说过皮娜·鲍什这样的大牌。而内地先后成立的现代舞团（如广州实验现代舞团、北京现代舞团、金星现代舞团）都是民营团体，运营状况都不容乐观。

　　王媛媛清楚国内现代舞的薄弱基础。舞团成立时，她的想法是“走一步算一步，哪天折腾不下去了，倒闭就倒闭”。

　　前两年，舞团作品不多、名气不大，还要负担每年200万的场地租金，养活三十几口人，用韩江的话来说，“每天一睁眼、一闭眼，就是三万块”。

　　虽然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但每年国外三四十场的演出收入实在不足以支持一个舞团。而即使有国内演出，舞团也要赔钱——在北京，这样的现代舞演出收入能有几万块就很不错，王媛媛只期望能够打平——打平的还只是场租这样的演出成本，创作成本都不予考虑。

　　《金瓶梅》停演后，韩江并没有因为停演一事而放弃中国内地市场。他觉得，未来甚至有可能为内地观众定制作品。眼前，他的计划是明年6月前后，带着舞团的新老作品在国内做一次巡演，“观察一下市场”。

　　韩江与王媛媛现在正忙于排练明年香港艺术节委约的新作《山海经传》。这是一部与话剧导演林兆华等合作的上古神话题材剧作。舞剧《金瓶梅》变故发生后，王媛媛曾用鲁迅《野草》中的句子表达自己的心情：“我对于这死亡有着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