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的“管理”学

　　“典型”的路径

　　“今天星期六是工作日，不是休息日。”吴仁宝在其生日宴上的第一句话就重申了华西村的村规：没有周末。

　　“最近华西喜事连连。50周年村庆国内外报道都很好。华西村获得了两个批示，一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要把）我（吴仁宝）的讲话要传达到国内外。（再就是）华西的文化建设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同志批示，今天三大新闻单位报道了。”

　　吴仁宝浓重的江阴方言，回响在这座当年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华西金塔内，塔内设有以建村“功臣”名字命名的各种大厅，但是，除了“毛妹厅”之外，其他几个厅基本都是吴的家族所有。

　　无可否认，华西的一切，和“总设计师”吴仁宝密不可分，但显然，3年的私塾教育，并不足以将他推到今天位置。吴仁宝说真正教育他的是实践：“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

　　14岁前，长工吴仁宝“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4月，江阴全境解放，21岁的贫农吴仁宝第一次分到了2.4亩地。紧随而至的抗美援朝，让这位一腔热血的青年决定从军报国，却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落选，一时报国无门。

　　此后，吴仁宝几乎事事先进，捐粮给抗美援朝前线，他跑在前；在互助合作中，帮工换工跑在前……很快，他被驻村工作组注意到，被任命为江阴县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任乡财粮委员兼会计。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吴仁宝被选举为华西村（时为瓠岱乡二十三社）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就遇上“大跃进”。“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支部书记报亩产2000斤，第二个3000斤……最后数字竟上到了1万斤。”

　　“1万斤是不低了，可还是跟不上跃进形势，比不过其他公社。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亩产多少，你们的稻子长势比其他大队的好，能突破万斤大关吧？”怀着当“种田神仙”梦的吴仁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他猛抽口烟：“3700斤。”随着烟雾飘然吐出。“会场顿时骚动，但大多数人却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垫了自己的底。”

　　“仁宝同志，你太保守，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以此解了围。

　　这一段历史，被吴仁宝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提起，结合着他的著名论断“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现在，华西村幸福园内，有一处“龙珠之地”。传说神龙天降，在此地戏水丢失了龙珠，生气之下便用龙尾将华西之地拍得高低不平，难以耕种，民不聊生。传说推演至现实，大至为1960年华西遭遇的罕见自然灾害，亩产锐减。每年18斤的口粮使得村民开始抱怨吴仁宝将余粮卖给了国家。

　　吴自是迷惘：“对党的话我时时听，事事听，结局却是如此？这难道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缩减规模，以便管理，吴仁宝多次提出分拆管理，但未得允许。1961年10月，吴仁宝乘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出，将公社拆分，华西村由此而来，这一日则被定为华西村的建村之日。

　　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这就是华西村的肇始，也是吴仁宝的起跑线。

　　分拆后的华西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整土地，吴仁宝满脑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直至1964年学大寨风潮起，吴仁宝看到了“新农村”的目标。在淳朴的干劲和政治风潮引领下，吴仁宝带领村民将分散的村落集中，将弯曲的河道拉直，将高低的田地铺平。

　　在随后的一年里，水稻亩产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了40元。华西村很快成为江阴的5个样板村之一。这样的“典型”第一次为华西村带来了“独立王国”的称号。而一向以实事求是自居的吴仁宝，此时是惯于“顶”的年纪。

　　“仁宝同志，你这里废塘废墩多，适宜植树造林。”“树是要栽的，但只能在河渠旁。”

　　“仁宝同志，每亩地要施土杂肥400担，你们样板大队要带好头。”“我不能干，也不能让别的大队干这种累死人不见效的蠢事。”……

　　一而再的“不听话”，最终“吹牛大队”的称号取代了华西的“样板大队”之誉。吴仁宝在接踵而至的“文革”大潮中，被“造反派”推上批斗的台面。1967年，“造反派”分化，吴仁宝得以脱身到大寨学习，再一次被大寨打动。建电站、修水渠……轰轰烈烈的造村运动再次开始。1968年起，《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走进华西，吴仁宝就此带着华西村踏上“典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