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与戴蒙德(中)在其办公室中合影。
近距离深度 观察美国社会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接受本报专访称: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英国诗人约翰·邓恩写在1623年的这句名句,用在形容当今全球金融市场最恰当不过了欧债告急,美股急跌……在全球经济越发一体化的现在,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欧洲债务风波不断,对民众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美欧经济向何处去?世界经济又向何处去?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彼得·戴蒙德。
文、图/本报特派美国记者 王俊、肖欢欢
广州日报: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3年多,但美国经济依然不见起色。您认为美国走出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吗?
戴蒙德:美国没能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于近80年来的金融危机,美国学者卡门·莱因哈特与肯尼斯·罗格夫曾做过研究。他们提出,当住房按揭债务危机与金融机构危机结合在一起时,总是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衰退。美国经济运行最为通常的模式是经济过热美联储干预经济进入衰退经济反弹,这一次经济却缺乏自然反弹的能力。
广州日报:为什么不能自然反弹呢?
戴蒙德:从贷款方来看,在危机的冲击下,银行变得虚弱,特别是中小企业所倚重的地方型中小银行更加虚弱,潜在的企业家们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本去创业。从消费方来看,由于房价下跌,房屋拥有者的财富大幅缩水,他们的消费欲望自然也会降低。两相结合,经济会严重衰退,市场缺乏活力,能创造出的就业岗位更加屈指可数。卡门·莱因哈特与肯尼斯·罗格夫在研究中指出了这种危机运行的模式,美国经济目前也正是按照这种模式在运行,可惜的是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经济正处在严重的衰退之中。
目前急需解决失业危机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美国经济病在哪里?
戴蒙德:我们现在存在一个失业危机,还有一个债务问题,而华盛顿的表现却像我们现在存在一个债务危机和一个失业问题,他们弄反了。美国存在长期债务问题,但没有短期债务问题。即使国会一如既往举债度日,10年以后,美国公众所负担的债务也只是GDP的100%,考虑到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力量,这不是市场所需要担心的致命水平。我们急需解决失业危机。这不仅关系到经济本身,更关系到民众福祉。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失业危机对个人乃至社会产生哪些影响?
戴蒙德:对不同的人来说,失业带来的后果会有所不同。对一名刚走上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他在职业生涯中能挣多少工资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作经验来决定,如果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即便以后找到工作,他能挣多少工资也可想而知。对一名已经有过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如果长期失业,即便他再找到工作,他的前途也会非常黯淡。过高的失业率还使得那些有才能的人不敢跳槽,这不利于整个社会的人才流动。要知道,作为经济稳定的一个标志,多数离开岗位的工人是辞职,而不是被裁员,他们不是被解除了职务,他们是自己辞职的。所以高失业率对个人、对家庭乃至对整个社会都是件非常糟糕的事。
量化宽松不会引发通胀
广州日报:我们注意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曾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您怎样评价这种方式?
戴蒙德:应对金融危机,我们不仅需要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爆发初期,联邦政府实施了很多财政刺激方案。在很多经济学家眼里,这些方案其实还不够,持续的时间也不够长。考虑到许多刺激方案即将结束,为了应对未知的经济风险,美联储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为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这是正确的决定,因为它们确实有效。如果规模再大一些的话,这些政策的效果或许会更好。如果美联储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也会收到一定的效果,尽管这一次的规模同样不会太大。
广州日报:流动性泛滥通常会引发通胀,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戴蒙德:目前的经济非常不景气,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会出现持久的通胀。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劳动力市场,失业率非常之高,这意味着薪水不会大幅上涨,短期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担忧通胀。很多人担心美联储能否收回流动性,事实上,收回流动性比注入流动性容易得多,美联储也拥有大量的工具来进行收回操作,所以我并不担心这个问题。
基础建设正当时候
广州日报:即便是美国政府不断刺激经济,经济的增长依旧缓慢。您认为原因在哪里?
戴蒙德:美国经济之所以难见起色,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急需的重大财政刺激。当奥巴马总统提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时,通常在国会难以通过,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谴责国会,特别是谴责那些在国会中的共和党人。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帮助美国摆脱目前的困境?
戴蒙德:应对目前的经济形势,我们要有一揽子的长期计划,而不是只把焦点放在短期的经济刺激上。我们要把资金用在一些值得投资的项目上。比如说我们的桥梁、道路和机场的状况都不是太好,我们可以去改善它们。这些项目都是大工程,通常需要6到8年的时间,说不定到时候经济会好起来,而且现在做要比以后做便宜得多。还比如说为了减少赤字,不少州政府都打算削减教育开支,这是个糟糕的决定,联邦政府可以向州政府来提供资金维持教育的支出。这些只是两个小例子,我所要表达的观点是,现在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而且现在去做是个很好的时机。
政府被迫救助大银行
广州日报:我们还注意到,美国政府曾出手救助花旗银行等大型投行,有人认为这有违自由市场原则,也有人说这些银行“大到不能倒”,您怎么评价这种方式?
戴蒙德:如果金融系统冻结,经济将陷入更为严重的下滑。所以应对金融危机,首要目标是保证金融系统冻结的情况不会发生。要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挽救大银行。当小银行关闭时,美国可以通过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进行处理。但当国际化的大银行倒闭时,由于不同的地区要适用不同的法律,处理起来会复杂很多,所以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伸出援手。美国将因为美国国际集团失去很多钱,但在银行上面,美国政府则是赚钱的。当银行有麻烦时,它们开始出售资产,由于市场偏离了轨道,这些银行资产的价格跌到实际价值之下,而美国政府拥有资金,它们有能力在可以赚钱的基础上将资金注入。美国公众不喜欢政府出面救助银行,但如果不这么做,情况会糟糕得多。
欧债危机前景不妙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欧债危机?
戴蒙德:我所知道的是,欧元区现在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并且没有找到好的方法来解决它们。当你面临某种问题时,越快、越彻底地解决,结果也就越好;而当你缓慢且不积极地回应时,这些问题就变得越发困难。欧元区在面临问题时更多的是采用后一种态度。现在欧元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确定性,包括经济上、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所以欧元区的走向取决于将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广州日报:您认为欧债危机最终会走向何方?
戴蒙德:这是个让人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能确定的是,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而且是非常不好的结果。
广州日报:您认为欧债危机会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造成影响吗?
戴蒙德:如果欧债危机不断扩大,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会造成伤害。当今世界在金融领域的内部联系异常紧密,已经超过了通常的水平。具体到美国而言,欧洲和美国相互出口,同时两国的金融机构也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的银行在欧洲有分支机构,欧洲的银行在美国也有分支机构。它们之间有交易,它们拥有彼此的债务,有很多的内部联系。所以很难说一方受到损害,另一方却毫发无损。如果欧洲的情况足够糟,美国也会被拖下水。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幸发生,全球经济很可能会二次探底。
记者手记
名教授们的中国缘
“下午好!”随着一声问候,戴蒙德教授匆忙而至。在近1小时的访谈中,年过7旬的他就美国及欧洲经济形势侃侃而谈。访谈结束后,戴蒙德教授又要匆忙而去:“我过几天就要出国讲学,我得准备准备。”记者忍不住问道:“教授,你这么忙,为什么还要接受我们的采访?”戴蒙德教授笑了:“你们来自中国,而我曾经在中国待过,是在上海复旦大学。”原来,这位极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经济学家有一段中国缘。
无独有偶,在接下来的拜访中,记者发现了更多的中国缘: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曾多次访问中国,“我到过北京、上海、深圳和海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弗兰克林·艾伦的办公室墙上甚至挂了一张英文版的中国地图,“我喜欢中国,那是个美丽的地方。”中国日益强大,即便是这些世界一流教授,也都把中国纳入了他们的研究范畴;正是由于这样的机缘,与他们素昧平生的我们才得以零距离倾听他们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