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俄罗斯人与酒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历史像俄罗斯这样——因对酒精的依赖而受到伤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对于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当伏特加摆在面前，总有道理来上一杯。因此你可以讲，是俄罗斯人酿造了伏特加，但是伏特加却造就了俄罗斯历史。

　　瑞典籍的俄国名酒

　　在品牌形象上始终保持高调的绝对伏特加(Absolut Vodka)，曾经位列《福布斯》杂志奢侈品排行的榜首。他们所遵循的营销模式，是不断采取富有创意而又高雅及幽默的方式诠释该品牌的核心价值。你在中国的很多大型超市，甚至在宜家的休息区都不难见到它。不过在中国，很多人只有在看到标签时才知道这款酒来自瑞典。对身份的模糊来源于人们的这样一种认识：伏特加来自俄罗斯。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提到伏特加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俄罗斯。

　　“如果伏特加像面包一样是固体的，那俄国人就会吃了它。”俄罗斯人很清楚，这种说法既是嘲讽，但也是实情。西欧人通常习惯喝啤酒和红酒，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伏特加。“伏特加让所有人都变成俄罗斯人”，毫无疑问，在一定意义上伏特加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民族标志。

　　作为一种无色透明的烈酒，到底是谁发明了伏特加已经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中世纪，法国和意大利的商人把白兰地带到了东欧，当时叫做利口酒(Liqueur) 或者维泰水(Aquavitae)。之后就出现了伏特加。俄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不适宜葡萄的生长，于是有人尝试改用黑麦甚至土豆作为酿酒的原料。由黑麦中蒸馏出的酒经过冷却，使用活性炭过滤以后，只含有较少量的有害物质，而且更有利于健康，于是酿成了伏特加。

　　伏特加：流动的白银

　　克里斯塔尔(Kristall) 伏特加制造厂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每年为该市贡献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作为俄罗斯继天然气和石油之后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每年有不少于一亿升的伏特加从这个巨大的工厂流向世界各地。在世界很多国家，伏特加都被认为是调制鸡尾酒必不可少的原料。

　　俄国人早在雷帝伊凡四世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伏特加的巨大经济价值。1547 年，伊凡四世加冕，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在初步满足了对权力的欲望之后，他持续发动对周围公国的战争。可想而知，远征最终遭遇挫折。频繁的战争导致了国库亏空，沙皇迫切地需要金钱。在伊凡苦思良策之际，他想到曾经在抵达鞑靼人的首都喀山(Kasan) 时，看到在一间政府开设的下等酒馆里，农民和小市民挥霍掉很多钱。

　　这一幕情景给沙皇启示。不久以后，一种叫做卡巴肯(Kabaken) 的小酒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莫斯科的各处。很快，酒业成为沙皇重要的税收来源，除非缴纳重税，一般人不得从事酒类行业。卡巴肯不同于餐吧，是纯粹的酒馆。这里不提供用餐，人们来这里只为了喝酒。最简陋的卡巴肯甚至不设置座位，只是在小屋的中间放置一个大酒桶。

　　伊凡之所以敢于拿国家财政押宝，在于他知道俄罗斯人对酒的迷恋无人能比。他们不分老少，都会不顾一切地奔向酒桶，甚至在俄罗斯曾经有法律规定，被通缉的罪犯在进入酒馆的一刻可以得到豁免，差役只可在边上等候，等此人跨出店门，才许逮捕。

　　俄罗斯文化核心元素

　　19 世纪初，上升时期的国家主义给饮酒的风俗带来了一次改变的机会。

　　这一思想的改变是在俄国人输掉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开始的。他们输给了土耳其、英国和法国的联军。对他们来说，这是国家的耻辱。俄国人开始觉察到自己与西方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差距。为了找到差距的根源，俄国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思考俄国的社会形态。陀斯托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始从关注民生，转而思考俄国如何在欧洲立足并强大的问题。当然，如果民众们只顾着杯中之物的话，这一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1876 年，陀斯托耶夫斯基在《一个作家的日记》中抱怨道，伏特加把人们都变成了“畜生和动物”。但令人困扰的是，俄国得以维持强大国力的预算，接近一半来自于烧酒的税收。长此以往，“人民的未来将是一群道德败坏而且酩酊大醉的人”。面对这一无可奈何的局面，一场节制运动首先在19世纪末的教会中发起，出现了诸如兄弟会等自愿拒绝酒精饮品的组织。但是这些运动对于一般人的触动并不大。

　　伏特加在当时是与俄罗斯人密不可分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伏特加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核心元素。甚至时至现在，在德米特里•门捷列夫的家乡，人们并不将他看做是第一个发现化学元素周期表的伟大化学家，而是一直津津乐道他在1865 年撰写的一本关于如何蒸馏伏特加的书。书中门捷列夫规定纯正伏特加的标准酒精含量是40%。而伏特加这个名字其实也是他取的，之前人们则一直叫谷酒。

　　不能拒绝，但要改变

　　俄罗斯当代作家叶夫盖尼•波波夫相信，在这个不那么完美的国家里，正是伏特加支撑着俄罗斯人民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伏特加提供了一种真正与政治无关的私人空间，一个可以在幻想的自由中得到放松，忘却烦恼，纵情欢爱的地方。

　　但是另一方面的形势是严峻的：至今仍有30% 的俄罗斯男性是酗酒者，而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59 岁。一个俄罗斯人每年能喝掉14~16 升的纯酒精( 中国约为4升)——更确切的数字我们无从得知，因为那些地下酒类交易的数量都是无法统计的。

　　于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少饮或不饮正在成为时尚，旧的饮酒文化在悄悄地发生转变。在私营企业里，在年轻人中间，人们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而放弃了豪饮的做法。大城市里的“新俄罗斯人”认为，传统的烂醉如泥等同于将酒精直接注射在血管里，而失去了对酒原本价值的体味。而更多的高级伏特加酒与新的健康的饮食理念也一同走入人们的生活。

　　伴随着俄罗斯民族的过去，旧的伏特加正逐渐沉入到历史的迷雾里，新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在不断为伏特加文化增添着新的注解。俄罗斯人不能拒绝伏特加，这既是他们生活的物质之根，也是他们惟以寄托灵魂的精神之根，是俄罗斯的神，是“纯净的精灵”。过去，当俄罗斯人打开一瓶伏特加，也许是为了悲伤，或者是为了喜悦，但现在，为了享受生活。

　　伏特加酒与战争

　　1905 年，日俄战争的失败使俄罗斯的民族荣誉感陷入到一个新的低谷。西方媒体对俄国军队冷嘲热讽：并不是日本人收拾了俄国人，而是酒精打败了他们。一名美国记者看到，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新兵被送上火车，肆意的喧哗极大损害了军人的形象。前沙皇的兄弟，海军少将亚历山大• 亚历山得罗夫在战争的关键阶段因醉酒而造成的指挥失误，一度也成为人们在谈论战争时的争论焦点。不过，俄国人似乎忘记了他们在国家体制和现代化发展上的缓慢进程。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上一次战争的失败让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对酒存有戒心。他宣布禁止军队在任何国家购买酒精类饮料，并在两年以后，在士兵中明令禁酒。但是这一禁令却造成严重的后果：士兵们纷纷逃亡，城市里四处都是手持武器的溃兵，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动乱。虽然不能说禁酒导致了军心的离散，但离开伏特加，士兵们失掉了在戎马岁月里唯一的精神寄托。

　　1917 年，临时过渡政权使俄罗斯陷入混乱。劫后余生的人们大多借酒浇愁，战争中幸存的士兵们依然是社会治安的大问题。在沃内什(Woronesch) 地区的一个小城里，士兵们抢光一个酒库，砸开藏酒的大木桶，用杯子，甚至直接用嘴去接喷出的酒喝，“大部分的酒都流到了地上。没过多久，酒就没过了膝盖，一些人摔倒之后被淹死，而另一群醉汉仍在酒桶边为了争夺先喝的位置不惜大打出手”。

　　十月革命的胜利初步结束了俄罗斯混乱的政治局面。抛开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谈，波赫列布金曾在论文中幽默地指出，红军最终赢得了胜利，原因之一便是他们更好地守住了酒馆，并以枪毙来处罚酗酒者。新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到，烂醉的工人和士兵是不可能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列夫• 托洛茨基下令销毁了彼得格勒( 现在的圣彼得堡) 所有的藏酒，列宁也在1921 年宣布，他的政府禁止酒类交易。然而，新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财政困难，也为了顺应民众的意愿，不得不在一年之后就解除了对酒类的禁令。

　　正如有人所说，依赖伏特加而使俄罗斯受到的伤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不仅国家极大地依赖这项税收，而且私设的伏特加作坊也因为自制伏特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萨摩共(Samogon) 的地下买卖，而繁荣了起来。想在小商店买上一瓶伏特加的人，只需要在自己的脖子上用指头轻轻一弹，卖主马上就能明白来人的意思。而这个秘密的小动作已经有着上百年的历史了。长时间的封锁带来了消极的后果：人们过度地饮酒。家庭暴力的数量在上升，而生产能力在下降。人们甚至嘲笑上任后掀起反酒精运动的米歇尔• 戈尔巴乔夫为“矿泉水总书记”。

　　伏特加酒与俄罗斯民族性格

　　西欧人将俄罗斯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归因于他们的“蛮荒”。像《伏特加、饮酒和俄罗斯的权利》一书的作者所提到的：“俄罗斯有着随时可能喝醉的酒鬼，他们威胁着欧洲——越来越多的人会把俄罗斯人想象成毫无节制的酒徒。”不过，相比上流社会的人喝啤酒和白兰地，狂饮伏特加的方式更受俄罗斯农民的宠爱。对他们来说，喝伏特加“只是为了将那些与生俱来的负担忘记”。这种饮酒方式被贴上贫民的标签，但却在整个欧洲蔓延。以1550 年的德国为例，年人均酒类消耗是10 升白兰地，外加大约300 升的啤酒和葡萄酒，这其中还不包括黑作坊里酿造的私酒。德国文化历史学家鲁道夫• 舒而泽(Rudolf Schultze) 曾经评价16 世纪是德国历史上“真正的酒徒世纪，民族性格中的缺陷显露到极点”。不只是德国，18、19 世纪英国关于酒精成瘾的报告同样令人震惊，特别是无数人死于杜松子酒过量，许多家庭因此而陷入贫困。即使在当时的教会节日以及洗礼仪式上，人们一样会豪饮，无论是在法国、德国还是俄罗斯都是这样。这并不难解释。人们对酗酒的疯狂一半来自经济利益的诱惑。虽然正统的基督教从道德上劝诫人们对酒精保持节制，但教区内居民酿制烧酒所缴纳的税款一样是修道院不能拒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