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的悲情慈善路

　　来源：购物导报·影响力周刊

　　无论是黄鹤还是曹明秀，自从他们做了大胆的决定之后，就一直在与钱做抗战，而眼下显然已经陷入到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间断，看不到尽头。

　　女博士的悲情慈善路

　　□本报记者 张 怡 发自北京

　　黄鹤与妻子曹明秀已经成为了“名人”。在这个物欲疯狂的时代，他们显然是一对倔强的夫妻。

　　“没有缠绵悱恻的场面没有对白的你爱我”，公车上一遍又一遍的播放《失恋33天》的主题曲，让11月的北京处处是浪漫的气息。而此时，坐在车门口的黄鹤再一次陷入了绝境。

　　为了已建设多年的家政女工培训项目以及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予以支持，他和妻子已经债台高筑，90多万元的欠款，让他手足无措，上周，他们的办公室因为交不起房租已经关闭。前些阵子，妻子曹明秀用她父母的退休金帮他还了50万。

　　曹明秀是个经济学博士，原本可以拿几十万的年薪，在北京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但她选择了一条在外人看来近乎“愚蠢”的道路，正如她的丈夫黄鹤一样。

　　黄鹤最初的梦想做一位中学的校长，在他的学校里推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回到北京他的梦想是找寻一条更适合中国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道路。这个让几百个学生十分敬仰的校长，直到在他经历过无数次挫折之后，时间已经悄然走过了十年。

　　“维新派”理想主义者

　　黄鹤出身在安徽一个农村家庭，从小在农村接受的教育让黄鹤认识到农村教育中存在的不足，同时也让他萌发了对教师这个行业的兴趣，上初中后，因为一本名叫《行知书信集》的书，他决定这辈子都要投身教育事业。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长大了以后就要像陶行知那样。我要给农村人办学校。”黄鹤对《影响力周刊》说。

　　高中毕业后，黄鹤想尽快成为一名乡村老师，他决定放弃考大学的想法，到合肥，安庆等图书馆去自学教育理论，与此同时他不断的到当地乡村学校去考察农村教育，最后他选定到河南南阳淅川县私立乡村中学任教。1990年，他调任到山西翼城县乡村小学任校长。一个很小的乡村小学，但当时，他异常兴奋，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一展抱负了。

　　黄鹤入职以后，就立马实行他所坚信的教育改革思想：素质教育、生活教育。这个思想在同行们看来是怪异的“维新思想”。而主张这个思想的黄鹤也被认为是孤独的“维新派”。然而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在“顽固派”一次次进攻下，他最后只得落荒而逃。

　　他的学生都抗议。联名给教育局长写了信，没有回应，他落魄离开了。来到山西的一所小学当校长也同样的遇到了困难，于是黄鹤决到华中师范大学学习。辗转几年后，他来到了北京，从一个落后的小乡村，来到国家的首都，这让他有点不适应，但他依然是校长。

　　2001年8月16日，在北京市丰台区花乡东南部的新发地批发市场附近，当人们还沉浸在申奥成功的喜悦中时，一所叫“棚鹏”的学校诞生了。创办人就是黄鹤。也许在创办之初，他已经做好了面对艰难的心理准备，只是他没有想到，十年后，他的路会走得更艰难。

　　学校在一间旅馆里，五六间教室，桌椅、黑板，一应俱全。一群家长凑过去看热闹，得知这位姓黄的校长，36岁，中等身材，戴在一副看上去有些年代的大眼镜，曾担任过乡村小学校长。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位普普通通的校长，很多年后，会成为他们最敬仰的人。

　　学校创办起来的第一个月就因为没有办学许可证被取缔，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学校被以同样的理由取缔了两次。

　　黄鹤清楚的记得，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老师与同学抱在一起，哭作一团。直到2002年3月《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暂行条例》出台之后，学校才稳定下来。由于救助贫困学生的数量不断増多，当时学校累计欠帐达22万元。

　　基金会意外“断粮”

　　让黄鹤感到欣慰的是，在数次封校风潮过后，引起外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大兴区政府向学校抛出橄榄枝，主动邀请黄鹤到大兴办学，并承诺绝不查封学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棚鹏”学校更名为行知新公民学校。

　　这十年来，黄鹤一直苦恼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钱，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其他农民工子弟学校都能盈利，唯独你的学校一直在亏损？

　　这个原因也许只有孩子的家长能了解，与其他农民工子弟学校不同的是，黄鹤的学校大量的救助贫困生。

　　曾经有一家四姐妹，到了北京九年了，吃的是垃圾堆里捡的，穿的衣服也从垃圾堆捡的。后来打听到行知学校了，黄鹤了解到情况后，免除她们全部学费，还提供她们免费午餐。那时候这四个读二年级的孩子。囊括了班里的第一、二、三、四名。

　　行知学校就在这样经费压力下一路的风雨飘摇般度过了三年，一天下午，黄鹤接到一个封校通知，黄鹤组织全校老师召开紧急动员会，号召老师们集资来度过危机。35名老师共集资41000元垫交了部分房租，房东把租期暂时往后拖延了一个月。但是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难题是老师们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正常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老师们把希望和焦点都集中在校长黄鹤的身上。

　　黄鹤还清楚的记得，那时候为了阻止联校的来封校，孩子们站在一块把校门封堵起来，在孩子们看来，学校是他们的领地，要誓死抵抗一切来犯之敌。直到有一天孩子们上学时发现课桌已经不见了，学校也被砸了，他们的抵抗被宣告失败。孩子们两个星期没有上课，失落在北京的寒风中几百个孩子突然找不到方向。黄鹤已经不忍去回忆。“那件事情孩子们幼小的心理受到的创伤无法去想象的”。

　　而这样的事情还不是头一次。黄鹤的学校已经换了几次校址，也因为经费问题，黄鹤也被抄了三次家，主动搬了五次，每搬一次家，损失至少得一两万。

　　在黄鹤的办校经费陷入及其紧张地步的时候，2008年，黄鹤结识了一个重要的人：汪唯，这个北京道亨兴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方面与黄鹤不谋而合。

　　王鹤清楚的记得，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在道亨公司的办公室里畅聊了一下午后，汪即决定先期出资100万赞助王鹤的事业。

　　伴随这两个人的相识，“日新基金”诞生，这个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道亨兴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基金，2010年5月在北京成立。成立之初，就资助了北京雨竹、明欣、东方红、汇蕾和金榜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包括执行校长在内的126名教师。

　　按照黄鹤和资助方汪唯的计划，道亨公司将在三年内给日新基金注入600万元资金，其中，300万元用来资助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日常运转，和教职员工绩效考核工资，另外300万元，则用来资助农民女工的培训就业。

　　“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了期望。”黄鹤对《影响力周刊》说。然而不久后，意外发生了，这个希望破灭。汪唯因心脏病突发辞世，日新基金断“粮”。

　　因为无房无车可抵押，为了维持运转，曹明秀和先生黄鹤不得不向社会中的闲散资金借款，利息高达10%到20%，陆续借的30多万如今利滚利都变成四十来万了。

　　“农民工子弟校的教师补贴已经好几个月没发了，向社会上的公益组织求助，他们并不关心农民工学校教师和农民工家政女工。”曹明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