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鹏
网上帮农民叫卖苹果、炮轰县城的烂路、送孤残孩子去北京治病……微博互动完成这些事后，王涛成了红人。
王涛刚当了5个月延安市宜川县云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这一身份也是在某微博上实名认证的，昵称是网友起的“百姓大于天”。
但这些事，有点不像是一个副镇长能做出的。
后遗症
11月16日，34岁的王涛接到了入选央视2011年度“三农”人物候选人的电话。
这位陕西延安宜川县云岩镇副镇长，此前在微博上替农民吆喝卖苹果，一下子火了起来。
他觉得入选是好事，可以宣传一下当地政府的形象，还能再帮农民推广推广苹果。
王涛要去延安市委宣传部盖章，得先找宜川县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开介绍信，不巧，两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外出工作了。
给宣传部的同学打电话，这位同学很犹豫，说“不知道领导会不会同意”。
他感觉有些微妙，就跟他在微博上“吆喝”宜川苹果一样。
他亲自押车，把苹果运往北京、海南，当地40吨滞销的苹果顺利外销。回来后，他去几个村里，果农们拍手称好，再三感谢。但同僚的声音，却不一样。
他的一位同学去别的乡镇办公，有的镇干部直接问：王涛这么做，是不是想当官想疯了？
“我同学说这件事时把我逗笑了，说没有压力也不可能。”
卖完苹果后，宣传部曾建议围绕这次“微博助农”，拍一个宜川苹果和王涛的专题片，好好宣传一下，结果没了下文。后来，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告诉王涛，“县领导没有表态，既不肯定，也没否定。”
王涛纳闷了，微博直播卖苹果，都是展示政府正面形象，镇长、宣传部长都很支持，可事情为啥变得这么微妙呢？
有和王涛关系不错的官员让他自个儿想想：你一个副镇长的身份，做这些事合不合适？你做了后，领导会怎么想？
“一个好的领导，完成上级领导交代的事情就是尽职了。不是上级部门、上级领导布置的工作，你为什么去做？这不是多此一举、多管闲事吗？”熟人“点拨”他。
当时“吆喝”卖苹果，王涛还真没想到这会对自己的仕途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结果可能有两个：碰到开明的领导肯定会赞成他为百姓办实事，但也有的会想：王涛这个人怎么这样，没允许怎么去做？
再后来，人民日报也派记者来采访他了，王涛在单位更是刻意低调，闭口不说卖苹果的事，即使有同事偶尔提起，他也岔开话题。
爆料人
刚“吆喝”完苹果，王涛看到知名网友发起的“随手送书下乡”活动，就开始联系申请，村官卢延佳负责统计全镇符合条件的各村学生名单。
一周前，王涛和卢延佳把收到的417本新华字典发到镇上各村贫困家庭的小学生手里。
“下一步打算，在云岩镇21个村和一个社区，都设立农民图书借阅点。”
说是想低调，但在微博上王涛从没低调过，最高调的，是实名“炮轰”一条无人管的搓板路。
“我现在不愿意说这事了，如果领导对我产生误会，可能就是从那条微博开始的。”
那是7月30日下午，王涛将母亲积攒的废品拉到收购站，车子开到渭清公路， “扑通”陷进坑里。
这段原本平坦的省道，2008年附近修建高速时，被大货车碾轧成烂路。
回家后，王涛就把这条路的情况发上微博曝光，还附带积水的照片。
这条微博很快引起关注，因为王涛微博的实名认证是：宜川县云岩镇副镇长。
省里的媒体去采访，王涛领着记者到了现场。这家报纸接着刊发了“烂路无人管 副镇长微博实名爆料”的新闻，配的照片是：王涛站在路中间，手指指向有积水的坑洼处。
“你们家王涛太幼稚了。”看到报道后，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冲到王涛家里，指出这么做“太不成熟了”。
王涛觉得没什么，“有的干部走这条路，心里肯定要骂娘，但谁也不敢这么说出来。”
妻子和母亲陷入恐慌焦虑。妻子担心丈夫的仕途受影响，母亲后悔让儿子去送那些废品。
王涛后来听到对他的几种评价：一种是，不懂潜规则，戳到领导痛处；一种是，幼稚莽撞，做事不讲方法，思想偏激；还有一种是拍手叫好，社会就需要这样的人。
不过，私下里领导对他倒没说什么。
随后，王涛又找县人大、政协和县交通局反映情况，还给陕西省交通厅厅长发去邮件。
“交通厅长管的就是交通，问题太多管不过来不是理由。我要是厅长，第一反应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诚恳地向宜川人民道歉，并承诺积极处理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官员必备的素质。”微博里，王涛说话毫无顾忌。
几天后，县交通局局长郑革宝和王涛推心置腹聊了近俩小时，并说：县主要领导一个月前就下了年底前渭清路必须铺成柏油路的任务，省公路局已现场勘察，进入最后设计阶段。
道路施工当日，郑革宝给王涛打了电话，希望他能到现场，微博直播工程进展，因为“政府职能部门有责任也有义务给全县人民和一直围观的网民一个满意的交待”。
“对于保守的官员来说，我的爆料可能是‘负面新闻’,我们的官员还没适应信息时代变革对政治生态的重大影响和挑战。”王涛专门写了11条“当交通局长遇上较真公民”的微博，把交通局比作一驾吃力爬上坡顶的马车，自己不过及时帮着推了一把。
“其实，我可以直接去找交通局反映这个问题，但我想尝试这样一种网络监督的方式，网络问政终于变成了现实。”王涛说。
微博控
王涛最初并没有想在微博上闹这么大动静，申请微博只是觉得“有姚晨，好玩，转发些有意思的事”。
“吆喝”卖苹果的成功，让他开始正视微博的力量；也因为微博，他和不少记者成了朋友。但有些官员并不像他这样能接受媒体与微博，而是“很敏感，有些惧怕，不敢沟通，老担心会被曝光”。
王涛发现，省里某单位开设了微博，但自说自话，离老百姓很远，没有互动。“随时随地都有人在你周围织着围脖而你却视若空气，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们做好思想准备吧！”
“多数政府还没做好适应全媒体时代的心理准备，一听到记者二字就如临大敌，无从应对。政府必须接受媒体的监督批评方能进步。”
几天前，王涛刚和县里的干部到村里处理了一件遗留了几年的棘手问题。
“我和老百姓说，首先替前一届政府向你们道歉，确实做错了，我们现在是来纠正这个问题的，不是你的敌人，不是来作对的。他们情绪一下子就缓和了，说那好，配合你。”王涛举了这个例子，“这只是操作的方法问题，互相不交流不沟通不行。”
在微博上，王涛并不避讳他的身份。转发的“敏感”微博被删除了，他也会埋怨几句。他也时时关注温州动车追尾事件，有时“愤青”一下。
一面是基层政府官员，另一面又是在微博上热情参与公共事务的网友，王涛坦言，“两种身份的反差，感觉有些分裂。”
周围的同事申请微博的不多，即使有，也不会像他一样在上面“乱说话”。“他们的潜意识就是，做好领导安排好的事情就行，不要做多余的。”
“我做事喜欢冲动，尽管每一次都是出于公心，所以才经常和领导开玩笑说，要他们替我把把门。”王涛自己的总结是，身处这个环境，有些事没有按照特定的规则去做，才会被认为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有时候觉得很累，像是在悬崖边跳舞，说不定什么时候掉下去粉身碎骨。
王涛老家在农村，父亲是位严肃刻板的教师。1997年王涛参加工作，一直在计生站工作，后来做到站长。今年6月份，他才成为镇政府的副职，分管计生和扶贫。
微博上，王涛常和“段郎说事”、“御史在途”交流，几个人的感受是，有些事虽然做得对，但“总有点和别人格格不入”。
不管是通过微博把村里的孤残儿童送到北京治病、生活，还是给农民送书，王涛得到的忠告是：以后少做。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以后还会这么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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