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谈判和争执 由于对刘海平的死因存疑， 一个多月来，刘海平50多岁的母亲刘何荣和丈夫刘良忠、女儿刘海燕多次到郴州市委、政府和湖南省委、公安厅等部门上访，要求有关方面查明真相。
刘海燕告诉记者，10月16日，看守所所长黎昌平曾带人来谈判，表示愿意为刘海平的死向家属提供10万元人道主义救助，被家属拒绝。
此后，欧阳喜萍、刘海燕发现自己被跟踪监视，只要她们一到火车站，很快就有家乡桂阳县板桥乡的书记、政法委书记等地方领导跟过来，劝说他们不要上访。
“10月31日，我们去长沙上访，有两个地方政府的人跟着我们坐火车到了长沙，我们不得不报警。”刘海燕说。
11月2日，刚从长沙上访回来的刘海燕等人被郴州市公安局找去谈话。据他们说，市公安局副局长杜湘宏不断做家属工作，要其息访。
目前已有郴州市人大、湖南省政府、省政法委等机关对刘海平家属的上访信件进行批转，但郴州市公安局和刘海平家属迄今仍未就此事的善后处理达成一致。
郴州市看守所所长黎昌平反复向记者强调，刘海平的死因“要以司法鉴定为准，以科学为依据”。
“这个案子尸检报告已经出来，而且检察机关已有调查结论，刘海平是自残致死。”11月21日，记者电话采访郴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杜湘宏时，对方称已和家属谈过几次，但一直谈不拢，“我们会依照法律程序处理好这个事。”
记者致电郴州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勋爵了解刘海平案进展，对方表示不清楚此案情况。
“问题的关键在于，录像资料为什么不能全部公开？”以网名“御使在途”著称的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评价说，出了人命大案，家属有质疑，看守所应向家属公开与死者有关的视频资料等所有信息，而没有理由拒绝。
看守所改革再发问 自2009年昆明“躲猫猫”事件以来，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成为公民权利保障的焦点议题。
“这类案例给我们的教训，就是看守所改革势在必行。”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教授认为，应当实行羁侦分离，将看守所从公安部门剥离出来，划归司法系统。
199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奠定了看守所交由公安部门监管的体制。其间尽管多有反对之声，但一直延续至今。
在王顺安看来，一旦羁侦分离，预审和看守警察不再是“一家人”，警方抓、关、放的权力就会受到牵制。警方要提审嫌犯，需要办理严格的法律手续，严格按照法定的时间及要求开展审讯，这将有助于减少违规审讯、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行为，杜绝犯罪嫌疑人暴亡看守所这类惨剧发生。
今年1月有消息说，《看守所条例》修订草案已呈送国务院法制办。但“羁侦分离”改革未在送审稿中得到体现。按照该草案，看守所仍归公安部门主管。
其中原因，除部门阻力外，还与看守所依然承担“深挖余罪”的职能有关。“通过看守所深挖余罪，又能发现一些案件，这些案子占破案率的四分之一以上。” 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崔敏此前向媒体介绍说。
司法部研究室一位人士今年年初也曾向媒体表示，看守所归司法部，实现了公平，但打击犯罪的效率会降低。“以前可以随时抓随时审，到司法部这边来，晚上不能审，周末不能审，破案受很大限制。”
尽管如此，王顺安仍然坚持改革的观点。他认为，在工业革命初期，司法权力尚未细化，警权相对较大，现在是后工业革命时期，警权应受到限制。
“这关系到司法权的博弈和重新划分，需要最高决策层的权衡、决心和决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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