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农业的开放，曾是入世前后被热议的话题。
经历十年，中国农业正走向国际。目前中国与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有农业投资合作关系，直接投资集中于亚非拉及周边国家。
这其中就包括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和个体，在国外租种经营土地。不过，走出去的中国农业，受资金规模以及当地环境政策等因素影响较大，而相关保障还几乎空白。
本报记者 吴伟 陈宁一
11月，黑龙江人赵彦斌还待在俄罗斯海参崴附近他租种的农场，销售种的胡萝卜、大头菜，他还要在俄罗斯待一个月。
4000多公里外的缅甸克钦邦，辽宁人曹立发为自己在当地种植的30车香蕉，组织了一次偷渡行为，车队的尾车被地雷炸成了碎片。
在苏丹喀土穆郊区，山东籍农场主老钱种着蔬菜，还拥有了合法的枪支。
中国人正走向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农业开发。
这种开发的力度还在加大。农业部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十二五规划里提出：“加大农业‘走出去’支持力度，为企业搭建平台，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
企业是开发主力军
在海外投资开发农业的，不乏赵彦斌这样的个体经营者，不过开发的主力军是中资企业，他们通过外交或私人关系，在全世界寻找值得租种的土地。
来自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的数据，中国已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建立了投资合作关系，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交流关系。
2004年，黑龙江东宁华信集团与一家俄罗斯企业合作，在俄滨海边疆米哈伊尔洛夫卡地区签约开发4万公顷土地，合约期限49年。华信集团自己耕种外，还尝试将其中部分土地交给中国承包商代耕。
类似规模的黑龙江企业，在俄还有四五家。俄罗斯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对外农业合作国，仅黑龙江就在俄开垦土地约600万亩。
中国人在俄开发土地上，负责耕种的多是中国农民，他们每年8个月到俄务工。不过，在缅甸中国人开发的稻田、香蕉园里，雇佣的都是当地人，仅企业主和农技人员是中国人。在苏丹喀土穆郊区的中国农场，农场工人也大多是当地人。
在非洲，中资企业办农场在与当地开展农业技术合作和渔业开发。在埃及、苏丹、马达加斯加，中资企业都有较大直接投资。其中，中垦集团开发了6个主体农业项目，总投资3800万美元。
在乌干达、贝宁、塞内加尔、南非、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等与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有密切的农业技术合作。
在东南亚，广西、云南两省份的个体和企业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大面积租赁土地，种植杂交水稻、园艺、橡胶、果品等。
在南美，中国国有企业在气候适宜、政治稳定的巴西巴伊亚州、巴拉那州及巴西北部，在大豆、棉花上有农业合作。
受各种因素影响
黑龙江农垦系统官员透露，以政府或国企名义开发耕地，在俄罗斯遇到困难。
大型国企会受到反垄断的限制。中小企业及个人，则受到融资方面的困扰。
农业项目的前期市场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中国除零散的地方政策外，缺乏稳定的专项发展基金。2004年实施的重庆—老挝农业综合园区项目，因资金紧缺，5家进驻企业走了4家。
中国目前的海外农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大部分仅有10年左右发展史。据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的数据，发达国家企业单项对外投资规模平均为600万美元，中国平均220万美元，中国农业投资项目平均只几十万美元。
相对中国，日韩等国的海外农业开发史更为悠久。目前，日本在拉美地区，韩国在非洲、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海湾国家在东南亚湄公河地区，让中国企业感到了竞争的压力。
除国际竞争，国家间贸易壁垒也会给企业和个体开发者带来麻烦。通常，双重征税、人员签证期限过短、劳务人员数量限制、入境生产资料关税过高等，是中国农业企业在海外经常遇到的困难。
需相应支持抵御风险
走出去的开发者，其经营会受到当地政治和政策的影响。
在缅甸，中国人曹立发不幸“卷入”了缅甸联邦政府军与克钦邦地方武装的“战争”。2009年末果敢地区爆发战争，曹立发等农业开发者，只能任由农产品腐烂在亚热带雨林中。
在南非、斐济，由于政局不稳，政策连续性差，一些上届政府任期内签署的协议，到了下届履职的时候被取消或变更，也会给中国企业造成损失。
据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的调研，目前，中国在海外农业投资保险方面有一些政策，但实践中保险覆盖范围过窄，企业在种植、生产、加工环节所受损失不在赔偿范围。这对小规模企业是致命威胁。
据了解，美国自1971年以来，就为本国农业企业赴海外投资提供了政治风险的投资保险服务，可对国有化、战争和投资收益汇出三类政治风险进行保险。中国这方面还是空白。
黑龙江省社科院院长曲伟介绍，中国的对外农业合作通常由省一级主导，尚未上升到中央层面。而融资、保险、税收、专项补贴等增强中国农业企业海外竞争力的要素，则必须通过国家层面得以解决。曲伟认为，国家应对中国农业赴海外发展，提供战略上的支持。
目前，从国家层面，对外农业开发被鼓励，国务院在2010年1号文件中曾提出：“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和农业资源开发合作，制定鼓励政策，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