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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占杰与田星在西双版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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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来的麻风病康复者在天安门广场 |
编者按： 31年前，一场关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潘晓讨论”，被视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社会演进，当代青年的人生观呈现何种面貌？精神初恋的果实如何在代际间传递？作宏观概论也许很难，但我们相信，真实的个体故事中埋藏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答案。青年人真实的生活、真实的选择，必然碰触到人生根本的伦理命题，我们向其中绽放的诚挚与勇气致敬。
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会去做什么 直到28岁，田星才第一次把自己推上人生的岔道口，一边是北京、外企、体面的日子，另一边通往昆明、爱情、未知的生活。
今年已是她来到北京的第10个年头。2001年，她从老家贵阳考入北京大学会计学系，毕业后先从事咨询行业，后跳槽到一家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接着留美攻读会计学硕士学位，眼下到了一家外企做财务管理。
沿着一条“被预设”的轨道，田星“无偏差”地一路走来。直到去年秋天，她遇上一个与自己人生轨迹截然相反的人。
她那时刚从美国回来，朋友介绍她为一个公益活动做志愿者。田星一口答应下来。等到对方传来活动资料，她心里不自觉地震了一下：“居然还有人在服务这样的人群，麻风病康复者？”
田星对麻风病的记忆，来自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女主角不幸患病，全村人纷纷主张将她烧死。
网络的另一端，活动组织者司占杰正盯着田星的简历犯糊涂，一时没搞懂那些英文缩写所代表的公司。自2002年从云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这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年轻人又返回穷乡僻壤，他跑遍了云南30多个麻风病村和数百个自然村落，试图让麻风病康复者被家人和村民重新接纳。
那一次的活动，是组织一些身体较好的康复者到北京旅游。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见到12位麻风病康复者时，尽管看过资料，田星感受的震撼还是超出了她原本的想象：疾病摧残了他们的面容和身体，使他们和四周格格不入，有人为了掩饰残缺不全的手指，不停地把双手往衣袖里缩。
“他不怕被传染吗？”看着带队的司占杰自然而亲密地与康复者们接触，田星在心里嘀咕。
她开始尝试着克服自己的恐惧。在天安门前合影时，她让自己与康复者肩贴着肩。第二天爬长城时，她一路挽着一位康复者的手臂。
回程大巴上，大家相互传着吃一袋冬枣，田星左右为难。“他们也碰过了，我要不要吃呢？不吃是不是太那个了？”最终，留意到司占杰吃了，她才把手中一直捏着的枣放进嘴里。
在为期一周的北京之行和随后一个月的云南回访活动中，同样生于80年代初的两个年轻人慢慢靠近。
在云南，田星跟着司占杰走进麻风病村，司占杰随口问一位康复的老人，是否认得田星。老人马上激动起来：“记得呀，照相的时候你没有躲开我呀！”另一位康复者告诉田星，他原本就像个“活死人”，但去北京时感觉到志愿者的爱护，“又有希望了”。
“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来往，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田星猛然意识到。
去年12月9日，在昆明，晚饭后两人一起散步。司占杰随意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会去做什么呢？”
田星心里偷笑，这是她反复想过的。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两年里，她看着身边的同事都“努力、诚恳、愿意奋斗”，期待着“一级一级升上去”，自己却总是幻想“另一种生活”。“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她一次次拷问自己，脚步却没有挪动。
她已经习惯，让心中的声音对现实妥协。高三时，选择理科的她一度迷上三毛的文字，盼望过上“随性自由的人生”，可到了后来，还是自觉埋头作业，“读书读书，不停地读”。全年级800多人，每次大考她总能挤进前20名，最终顺利地走向北大。
“她形式上妥协了，内心还像文学青年那样，多愁善感。”一个大学好友这样评价她。
夜幕之下，田星慢悠悠地说出自己熟悉的答案。“我想去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认识那儿的人，和他们聊天，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下来。”
司占杰听后一言不发。“喂，你怎么不说话了？”田星纳闷。
“你的答案，和我的，居然一模一样！”司占杰抑制不住兴奋，吐出了心里话，“我邀请你，和我一同走下去！”
爱情突如其来，田星跌入了沉默。两个人一路无言，走了半个多小时，她最终点了点头。
多年以来，她接触的男性大多关心“事业、成功和享受”，眼前的司占杰，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
而她自己，一直缺乏勇气这样做。当年她选了会计专业，仅仅是为了稳妥地考上北大，就挑了理科生中的一个冷门。上了大学，尽管她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行当，可大家都说好，都说“毕业后肯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也就走了下去。
昆明定情之后，田星依旧回到北京工作。“还是出于安全感和惯性……”她解释道。
其实，对这座巨大的城市，田星没有太多眷恋。她原本与司占杰商量，今年年底前就迁去昆明，可对于证明自己是“北京人”的一纸户籍，她又心生不舍。“毕竟这是个稀缺品，只有很少人能够得到，现在我又有机会去得到……”尽管她也说不清，这户口在未来会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从北大毕业时，第一份工作没能给她落户资格。如今，海归的身份重新给了她这个机会。今年3月，她开始按程序办理，但手续繁琐，预计要到明年夏天才能把一切办好。
为了早日与男朋友团聚，田星想过放弃户口，直接辞职走人，但想想自己在北京工作了这么多年，又心有不甘。“明知这个制度是不公平的，但还要迎合它。”她在心里骂自己。
你弄的是啥玩意？这个工作不中！ “我的风格是，大概认准了，就不顾一切。”31岁的司占杰语速飞快，习惯性地双手比划着。
在大学里，他读的是经济法。毕业那一年，同学们有条不紊地流入各个体制内单位，最普遍的选择是进国有银行，也有人继续读研。他却投身一家名为“国际专家扶贫组织”的公益机构，到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彝族农村里搞扶贫工作。
“我们都用美特斯邦威的广告词评价他不走寻常路。”司占杰的大学室友牛正勇至今记得，同学们对司占杰的选择“非常吃惊”，一位教授还忍不住评价：“我们云大出了一个怪才！”
司占杰的老家在开封市通许县孙营乡的北李左村。毕业后头一年春节返乡，大年初一早上8点过，7个叔叔陆续来到他家的小平房拜年。他们把侄子的工作性质询问一番后，坐在小板凳上的闲话家常马上演变成“批斗会”。
“你弄的是啥玩意？这个工作不中！”四叔很快下了判断。
其他叔叔依次批判：“法官各个社会都有，你这个工作，以前我没听说过。”“扶贫有什么意思？跟法律没关系的。”“你的才华应该去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嘛。”
末了，三叔强调更实际的：“你这么好的背景，怎么不去政府单位，你去考公务员呀！”
在老家，司占杰名声不小。1998年，他以标准分769分夺得通许县的文科头名，成了村子里20年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整个家族为之一振。
在乡中当老师、教过司占杰物理的四叔最高兴，特意花钱租来一部投影仪，在村里放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会后，还办了一场酒会。几杯酒下肚，不善言辞的父亲对儿子嘱咐了一句：“好好学习，以后多挣点钱。”
奔赴昆明求学之初，年轻人有着与父亲同样的憧憬。他了解到在昆明，律师“一年挣二三十万没有问题”。春节回家，他就拍着胸脯对父母保证：“以后给你们在滇池旁买个小别墅，还可以在花园里种菜呢！”
可渐渐的，司占杰一边奋力拼搏往前，一边却发现心里总回响着另一种声音：“我为什么走在这条路上呢？究竟是什么推着我在走？我不知道！”
他开始苦苦地进行“自我探索”。偶然了解到云南个旧附近一所村小的学生生活困难后，他和寝室里的哥们儿每人每月出10元钱，5个人一起资助一个孩子完成学业。大三时，他一个人跑到那个孩子家中了解情况。得知那里的家庭普遍贫穷后，他开始联系朋友，支助乡里更多的孩子。
他逐渐想明白了，自己最看重的，其实是“一个人全面的需要，人的尊严与价值”。可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司占杰起初不了解具体的途径，直到毕业前夕，他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中国发展简报》，一份介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动向的刊物。
“啊，原来有NGO（非政府组织）这个领域！”司占杰突然意识到，就业，除了“当官”与“做生意”之外，还有民间组织这个“第三条道路”。他内心喜悦，自认为自己的选择可称之为“一份伟大的事业”。
但在老家那个两千口人的村子里，父母却嫌他“丢人”，一时没好意思告诉亲戚邻里，这个儿子毕业后“又跑到山沟里去了”。
大年初一的“批斗会”后，四叔当晚气得没法入睡，愣是把侄子拉起来训了一夜。在四叔眼里，这个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侄子走上了歪门邪道，“变傻子了”。
除了强调自己的“热爱”和工作的“意义”外，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再怎样辩驳。春节过后，他心情灰暗地返回昆明。
一年半以后，司占杰转至另一家公益机构，确立了更具体的方向让被社会遗忘的麻风病康复者活得更有尊严。
可爱情之于他，一直显得遥不可及。“我要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我知道可以理解这条路的人很少，愿意一起走的人，就更是碰不见了，直到我女朋友，她很精彩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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