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高明区一处偏僻的村落，在崎岖的乡道将尽之处，一栋古旧但却整洁的院子跳进记者眼中。
这里是高明监狱的十六监区。有人说，这里是神秘高墙内最为神秘的地带。从2006年6月开始，广东省一部分艾滋病重型罪犯关押在这里。
坊间传闻，艾滋病是“免罪金牌”是否属实？对于艾滋病罪犯，警察如何进行有效监管？这群重新犯罪率超过30%的艾滋病罪犯，他们在高墙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南方日报记者穿过严密的隔离护栏，探访高墙内最神秘地带。
坊间传闻艾滋病是“免罪金牌”，纯属子虚乌有
铁门紧闭的监仓走廊上，十多名罪犯正在放风，或蹲或坐，见有外人进入，其中几个起身探头观望，眼神迷离，在警察的提醒下，又回到原位，一口接一口地猛吸烟。
这是记者穿过监区铁门、进入高明监狱十六监区监舍时见到的第一幕。
这时，一名警察正在操场上组织罪犯进行队列训练，几名警察站在边上看守着另外一部分罪犯活动。操场并不大，有乒乓球台和其它一些设施。
在高明监狱十六监区，集中关押重型艾滋病罪犯，高危病人加重型罪犯的双重身份，让恐惧的气氛一度弥漫。
据了解，自2000年起，全省有20多所监狱开始零散收押艾滋病罪犯。之后，为了方便管理，全省艾滋病罪犯集中关押在乐昌、东莞、女子监狱和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等，高明监狱是其中之一。
省监狱管理局局长于保忠告诉记者，起初艾滋病罪犯如何关押成为监狱监管的难题，监狱对艾滋病罪犯关押条件有一定难度，不能为艾滋病罪犯提供相应的医疗条件；另外从警察到其他普通罪犯对艾滋病罪犯有畏惧心理。但是他强调，坊间传闻艾滋病是“免罪金牌”纯属子虚乌有。
于保忠介绍，监狱收押艾滋病罪犯，一种是从看守所转入监狱时就被检查出患艾滋病，疾病诊断证明齐全的，另一种则是偏远贫困地区看守所没有条件对嫌疑犯进行艾滋病毒检测，罪犯到监狱后才被检测出来的。“按照有关规定，监狱均予收押。”
免罪一说无根据，但是对艾滋病罪犯区别对待倒是真的。
记者看到，监狱每个监舍门口都挂了一块“心情晴雨表”，分别用头像表情标明“高兴”、“一般”、“低落”三种情绪。每个罪犯都可以通过移动卡位随时告知警官自己的情绪变化。监区警官介绍，这是为了每天能及时掌握罪犯的情绪变化。
十六监区监区长杨小哇告诉记者，由于艾滋病罪犯身体素质差、病情不稳定，管教模式与普通监区不同。“很多罪犯得知病情就像被宣判了死刑，有的罪犯甚至无法接受事实，当场晕了过去。没了自由，没了健康，人生最宝贵的两样东西一下子全丢了，不少罪犯对人生失去积极的态度，不少人有自杀倾向”。
回归社会难
艾滋病罪犯保外就医成功率仅为3%，重新犯罪率却超过30%
绝望、焦虑、敌视、恐慌，这是专管警察总结出艾滋病罪犯的常见心态。在高明监狱十六监区，因吸毒入狱的就占到92%。“这些人基本都沦落到被家人、社会抛弃的地步，即使刑满出狱后，还是会重操旧业”，杨小哇告诉记者，这个监区罪犯的重新犯罪率超过30%，很多都是“二进宫”、“三进宫”的累犯。
罪犯李某（化名）就是一名“二进宫”累犯。2010年11月，李某因犯抢劫、抢夺、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判入高明监狱十六监区服刑。然而这时他刚出狱还不到2个月。
面对记者，李某平静地回忆往事，而对于所有犯罪的细节，他一律以“忘记了”一笔带过。
1994年，17岁的李某辍学跟着一群老乡在深圳某物流公司任运输司机，拿着每月一万多元的高薪。物质富足后，他不慎染上毒瘾。“1000多元一克的海洛因，我一次就买2000块钱的。”
2004年，李某发现自己染上了艾滋病，绝望的李某开始为了毒资抢劫，后被判在阳春监狱服刑，2010年9月刑满释放。
决心重新做人的李某出狱后，刚回家就被父母赶出家门，只能在自家后山上搭起茅草屋度日。在此期间，他曾考虑到一家工厂打工，然而，上班第二天老板一得知他是艾滋病感染者，立刻给了他双倍工资把他辞退。心生仇意的李某开始疯狂报复，在短短一个半月里，先后参与抢劫、盗窃、强奸等作案四次，最终被公安机关抓捕。
李某说，现在最让他牵挂的是他11岁的女儿，但是见与不见，想与不想，现在已变得不重要，只希望在监狱里的每一天都过得开心。他坦言，自己的后半生大概是要在监狱度过了。
摆在艾滋病罪犯面前还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他们的回归社会之路普遍漫长而曲折，这突出表现在艾滋病罪犯的保外就医、减刑假释成功率极低。
罪犯伍某沅（化名），因抢劫罪被判处三年半有期徒刑。今年8月，因其改造表现良好，高明监狱为他向其所在社区提请假释。然而，当地司法局、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均以该犯可能会危害社会或无监管照顾条件为由拒绝接收。
另外一名罪犯巫某平（化名），今年9月艾滋病情加重，突发急性脑膜炎危及生命，监狱启动紧急保外就医，并向其家人下达病危通知书。然而，由于无法承受家人、邻里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排斥，巫父拿到病危通知书那一刻，只淡淡说了一句：“生与死，都交给监狱吧！”
据统计，自2006年以来，高明监狱曾为26名符合条件的艾滋病罪犯提请保外就医，最终只有3人成功获保。而全省艾滋病罪犯保外就医的成功率仅为3%，远低于其他病犯的近100%。“回归社会会遭普遍性拒绝，艾滋病罪犯很少主动提出保外就医，待在监狱里更安心。”有警察如是说。
监管风险高
零距离接触引发职业暴露风险，警察自嘲“地下工作者”
高明监狱监狱长王培文告诉记者，目前艾滋病罪犯监区管着全监3%的罪犯，却承担着90%的安全风险。
去年8月的一天，监区指导员王警官在一楼值班，突然听到二楼监舍传来一阵激烈的吵闹声，监控视频显示二楼监仓里，一名犯人手持铁片，划伤脑袋满脸是血正嗷嗷大叫，狭小的监舍一片慌乱。
王警官一个箭步跑上二楼，打开监仓铁门，冲到了这名患有精神病的罪犯李某面前，安抚当事人情绪，了解事发情况，隔离疏散其他犯人，顺势抓往罪犯的手，夺过铁片。
“当时不觉得什么，事后还是觉得害怕。”王警官回忆，事发现场罪犯李某满脸是血，情绪激动，不时还用手抹去蒙在眼前的血，然后随手就是一甩，血溅得到处都是，如果当时李某的血洒到了他人的眼睛，那情况可就严重了。
监区长杨小哇经常提醒同事，如果身体有伤口，一定要包扎好，防止在与病犯接触过程中感染病毒。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监仓值班的十多名干警中，就有3人手脚等不同部位贴着止血贴。
然而，艾滋病犯的并发症才是对警察健康最大的威胁。记者了解到，一些病情较重的艾滋病犯由于免疫水平低下，很容易出现并发症，如大部分艾滋病晚期犯人都会出现皮肤溃烂，并发肺结核、肝炎等传染性强的疾病。
“我们想买保险都没人愿意接。”杨小哇说，监狱曾多次联系保险公司想为警察多买一份特殊行业人群保险，但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一听到是艾滋病犯监区的警察，立刻就拒绝了。
在警察之间，他们常自嘲为“地下工作者”监区大部分警察都没有向家人透露自己在监狱从事的实际工作，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采访中，记者遇到一名刚刚大学毕业主动申请到艾滋病监区工作的警察，采访结束时，他反复叮嘱记者稿件中不要出现他的姓名：“我还没有结婚，不想给未来的家人带来困扰。”
针对艾滋病罪犯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和违纪行为，监狱分别制订应急处置专项预案，“隔离不隔绝，重视不歧视”是高明监狱这几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记者走访发现，即便是在高明这样具备集中关押艾滋病罪犯条件的监狱，监舍主体都是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破旧房屋，有的甚至是危房，连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承受力都无法满足，无奈之下，警察只能每天提着热水瓶帮罪犯打开水洗澡。硬件设施的落后为监管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
省监狱局表示，目前的经费勉强可以满足所需，但随着罪犯人数的增多，监狱监管设施落后和监舍紧张的矛盾日益凸显，政策扶植的缺口集中在这里。(南方日报记者 赵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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