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零”艾滋迈进

　　　　法治周末记者 廉颖婷

　　1985年，云南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由此，HIV(艾滋病病毒)逐渐被公众所知晓。

　　截至2010年10月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37万余例。云南、广西、河南、四川、新疆和广东6省区人数占全国的77.1%。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11月，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共计42.9万人。

　　在中国，艾滋病流行有3个模式，现在很多地方是3个模式混杂出现———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云南缅甸边境发现大量注射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上世纪90年代中期，河南等中原省份出现大量卖血浆的人，后来是输血人员感染艾滋病的情况；最近10年，性传播迅速，特别是男同性恋人群的传播。

　　为什么中国男同性恋人群HIV感染会持续上升？如何有效预防？为什么感染者就医遇到歧视？《法治周末》专访了公共卫生(艾滋病防治)专家常山。

　　《法治周末》：今年中国的艾滋病宣传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能否做到“零”艾滋？怎么做？

　　常山：向“零”迈进，有一些合理的因素，表达抗击艾滋病的最新进展和能力。但是这样的目标需要考虑现实问题，比如在中国，我担心问题的严重性会受到忽视。

　　严重性是说疾病的流行问题。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流动人口包括少数民族人口中，吸毒人员中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是很高的；在城市里，感染者得到很少的医疗和关怀。

　　此外，联合国的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里，基本忽视了中国卖血和输血感染疾病的现实和要求。

　　在中部地区，卖血和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问题非常严重。感染者的权益问题也被忽视，比如法院不立案，受害者得不到赔偿等。

　　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是苍白的，防治工作的基础能力建设也没有得到关注。艾滋病在中国流行26年了，我们缺乏心理学家来研究、缺乏社会工作者参与、缺乏学校的艾滋病教育。

　　艾滋病的性传播相当严重，但学校没有性教育，娱乐场所缺乏安全套。

　　《法治周末》：如何预防艾滋病的传播？

　　常山：性安全非常重要。除医疗场所传播艾滋病外，艾滋病是我们每个人可以预防的。艾滋病传播途径有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

　　性传播和血液传播，如果不是医疗场所传播，基本就是涉及性行为、注射吸毒的情况。当然，日常生活也需要注意不要去接触他人的血液或身体排泄物。

　　性行为和吸毒，都是私人隐私行为，所以艾滋病预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隐私、保护人权，确保人们愿意接受公共卫生服务。

　　艾滋病性传播是我们可以预防的，安全套是非常有效的。

　　如何推广性安全？学校要有性教育和艾滋病教育。大众媒体要提供安全套的信息，解除安全套广告的限制。鼓励社群网站，特别是交友网站，提供性安全的信息。娱乐场所、交友场所，要提供性安全，保证安全套随时随地很方便获得。

　　《法治周末》：艾滋病感染者就医被拒绝的现象比较严重。另一个层面来讲，医生也属于易被感染的群体，在手术过程中是否可以做到不被感染？建立专科医院是否能解决就医歧视？

　　常山：现在病人越来越多，设立专科医院是不现实的。

　　医务人员缺乏艾滋病教育和全面防护能力的培训，是重要的原因。以为很危险，不知道防护的措施，就很怕。

　　医院也缺乏资金来处理标准防护的设备和消毒的成本。艾滋病经费主要给疾病控制中心和传染病了，一般医院得到的很少。

　　医学院和护理学院应该有艾滋病教学课程，而且应该有研究性课程。只有保护好医务人员，才能要求医务人员给艾滋病人做手术。

　　如果做好防护，医疗中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机会很小，但依然需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医院需要添置设置，需要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需要购买必要的保险。财政部和卫生部门需要把艾滋病经费拨给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看病的医院。

　　国务院2010年48号文件提出，建立艾滋病治疗的指定传染病医院和指定综合医院。我觉得，应该逐步让传染病医院退出，普遍由综合医院来接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医疗。

　　艾滋病医疗，不需要隔离在传染病医院，那是旧传染病法的产物。

　　传染病法修改了，医疗场所也可以改了。

　　应该要求医院落实《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的“标准防护原则”，而无论手术病人是否是感染者。但标准防护是需要经费的，卫生部门应该加强标准防护所需要的经费。

　　《法治周末》：为什么中国男同性恋人群HIV感染会持续上升？

　　常山：艾滋病在男同性恋者中间发展，就是缺乏推广性安全的工作。在性行为中，男同性恋之间比较高的肛门性交是传染快的重要原因。

　　男同性恋人群感染率上升我认为有下列因素：社会交往越来越活跃，性行为比较多，性行为参与人数也多；娱乐场所缺乏安全套，娱乐场所不敢提供安全套，害怕警察查；卫生部门主要关注检测和发现疫情，而不是预防性传播，不重视安全套发放；大量经费被挪用。

　　学校缺乏性教育和艾滋病教育。一些青少年同性恋者“出柜”后，如果走入娱乐场所，被人找的机会多，防范意识和准备可能不够。

　　很多男同性恋者是和异性结婚的，不好随身携带安全套，害怕太太知道。

　　中国需要面对性娱乐场所的现实，制定切实的公共卫生策略。

　　法律制度和政策，应该鼓励同性恋者去找同性结婚，而不是压迫同性恋者去找异性结婚。后者反而会增加艾滋病传播的危险，不仅使伴侣关系更加脆弱，而且使艾滋病从男同性恋者向异性妻子、异性恋人群传播。

　　《法治周末》：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了保护自己而保持沉默，这样是否会带来更大的感染别人的风险？

　　常山：艾滋病性传播的预防，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和感染者是否沉默无关，因为性行为是自己自愿参与的。

　　《法治周末》：中国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干预几乎没有，您有何建议？

　　常山：心理卫生很重要。可以要求卫生部和教育部联合在大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开设艾滋病课程，鼓励心理学和社会学家们参与艾滋病的研究和服务。

　　《法治周末》：防艾志愿者中多是一些感染者。

　　常山：艾滋病防治工作鼓励和支持感染者参与。感染者参与有很多优势，比如对疾病敏感、疾病是自己的切身经验，可以与人们分享。但是，无论感染与否，艾滋病防治工作志愿者，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现在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缺乏基本的培训，相关知识和能力都缺乏，也缺乏规范和伦理的约束。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并不想支持正规的、综合的基于社群的艾滋病组织发展，而是找小工。

　　如果只是找小工，自然就会找无业、贫困的志愿者，好控制、也廉价。这种环境下的志愿者，自然就难以胜任教育社群的目的，而不是做一些表面的、指标化的任务。

　　很多这样的志愿者，开始的时候没有被感染，后来被感染上。这说明，志愿者的能力、意识状态，似乎并不适合教育他人，而只是把卫生部门当成了民政部门发放低保的机构。还有很多志愿者开始是来交友的，并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