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迈入“微政治时代”

　　社会变了，电视也得变。虽然这种变化因为一纸红头文件而来，带着鲜明的强制色彩，但对中国电视业来说，不一定完全都是坏事。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对于中国数以千计的电视台，尤其是地方频道来说，真正日子过得好的也仅有湖南卫视等少数几家，更多的地方频道多是在山寨与模仿中艰难度日，即使没有“限娱令”，这种已然异化的娱乐化之路也早就举步维艰。

　　异化的源头正是崔永元多年前就喊出的“万恶的收视率”，但很多年来，社会和官方对于“万恶收视率”的声讨，一直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面，也让中国电视一次次失去改革的机会。

　　公共性与商业化，是电视与生俱来的特性。单独推崇公共性，抑或单独强调商业化，都不足以厘清改革的路径。中国电视的评价标准，从“长官意志”到“市场收视”，是一次进步，但对于“收视率”的简单化理解和操作，却导致这种进步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某种退步。

　　一个庞大的电视市场，多达数十家卫星电视、上千个地面频道，目前大部分只能依靠一家商业机构“央视-索福瑞”提供收视数据，无论从统计样本的布局，到统计样本的代表性，再到统计的手段，关于收视率的“真实性”一直备受业内质疑，而不断爆出的“数字造假、数字行贿”的传闻，更让市场扑朔迷离。

　　由于没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节目售卖广告，这种被垄断了的收视率指标也就成了唯一导向。当这种导向下的中国电视越来越面目可憎时，权力之手终于出面了，试图扭转电视品味的乱象。

　　无论是主动而为，还是作为一种附属品，“限娱令”的执行，都将为中国电视节目的改革打开一种可能性，但如果不改变单一的运营模式，因为“限娱令”而让出的晚间黄金时段，只会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节目填充，如果不建立独立第三方、非盈利的节目评估体系，这种节目填充就会再次泛滥，形成另一次的山寨狂欢和同质化。

　　事实上，刚刚过去的四川电视节已经昭示着这种局面的开端。在这个一年一度以电视节目买卖为主的行业交流会上，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主流卫视，加大了“抢剧”的力度，17部电视大戏，被抢购一空。过去各大卫视“4+1”模式联合购剧，对抗央视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砸重金购买“独播剧”成为孤注一掷的选择。与此同时，电视剧新媒体版权的交易价格却在不断刷新，早已突破了每集100万元的单价。“限娱令”的效力可见一斑。

　　虽然，作为中国特色的行政命令，“限娱令”势必会得到严格执行，其影响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真正让中国的电视台承担其原本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最有效的现实路径仍旧在于市场。 事实上，在这一轮大规模管制之前，电视业尤其是各个省级电视台已经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那些以俊男美女为载体的歌舞选秀类纯娱乐节目慢慢让位于诸如讨论婚姻、家庭伦理、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矛盾、邻里之间的小区公共空间之争等等现实感极强的节目。

　　如果有心思在黄金时段打开中国各个省级电视台，你会发现，电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悄然变得像个有模有样的公共空间，他们大多把舞台开放给那些普通市民，这类节目广受欢迎，收视率表现同样不错，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去政治化”的30多年后，这也是在公共空间里，重建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王丽萍教授曾经阐释过一个“微政治”的概念：今天的政治已与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自从福山1989年那篇《历史的终结》以来，宏大的政治哲学理念映射到人类社会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时，“微政治”的特征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日益鲜明，但中国的情形有些不一样，在微博、报刊等这类媒体上，对理念、信仰、制度的关切依然是主流，但在电视荧屏上，近年来，市场体系支撑下的节目变化趋势却很符合微政治时代的特征。

　　和广播一样，当电视刚在中国出现时，更多的就是在进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让民众看见最高权力和权力秩序的存在。这是权力通过媒介对民众进行影响的一种方式。电视所具有的这一功能持续到今天，中央和各地方台的新闻联播，干的就是这件神圣伟业。

　　今天，经济基础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宣示和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其形式及其有效性都需要重新考量。王丽萍教授就认为，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为政治人物对难以应付的更大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策略性转化。

　　权力发挥其影响和意识形态宣传不可能通过娱乐的方式把自己“祛魅”来传播，而人民却需要娱乐，如何让电视台也参与“讲政治”，而且是一种无害的公众参与的“政治”，这是一门庞杂待解的传媒课题，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去求解，因为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大路上，呼啸突进，无可逆转。无论是制度革新还是文化重建，不考虑市场这一最重要的变量，都注定将无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