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外来工“组织”

　　自发建立“组织”

　　“在离开故乡后，他们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没有了。”曾飞洋说，没有“组织”，进入城市的外来工普遍缺乏被接纳感，以个体来应对复杂的城市，看不到职业发展、前途等等，融入特别艰难。何晓波对这种融入的“失落感”感受很深。在初受工伤的时候，他很消沉：“以前我是个健全的人，可以靠双手劳动挣钱，现在我就成为了一个废人了，以后怎么办？我怎么留在广东生活？”曾飞洋正是寄望于NGO能发挥这种“组织”的功能，让外来工自我学习和成长，有序地融入城市。

　　本来城市里的工青团妇组织可以更好地承担这个“组织”外来工有序融入的任务，但何晓波观察到，工青团妇这方面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曾经有一位女工伤工友去找南海狮山松岗的妇联部门，却被对方以“只管本地人”的理由搪塞过去。而他们有事向佛山本地工会寻求帮助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对方的官僚作风。何晓波总结，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工青团妇部门多是财政拨款，对上负责，而不是对外来工们负责，假如把外来工相关工作列为考核其工作的标准之一，相信情况会大有不同。

　　另外，工青团妇作为群团组织，在公务员系统中，与职能单位相比，亦属于“无钱无权”部门，影响力有限。

　　在2006年成为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全职义工之后，2007年，何晓波来到了佛山，开设了何晓波工作室，实际上就是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在佛山的分点。

　　最初因资金困难，何晓波只能租民房，但因为法律咨询会一次来几十个工友，房东误认为其为传销人员，不愿意再租给他们，何晓波只能去租用办公楼，但要租用办公楼，就必须申请工商注册。实际上，即使何晓波想申请民政注册为有官方正式身份的社会组织，也很困难。此前，NGO民政注册需挂靠业务主管单位，很多政府部门怕担责任，不愿被挂靠，国内NGO注册是一个公认的难题。

　　所幸大环境在不断改变，自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用工荒凸显，人口红利消退，倒逼着用工环境进一步健全，《新劳动合同法》、《新工伤保险条例》、《社会保险法》等有益于加强保障外来工权益的法律纷纷出台。而随着流动人口日渐增多，外来工融入城市的需求浮现，也提出了对社会管理建设和族群融合的新要求。

　　今年召开的广东省委全会，就提出来要加强培育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能力。而近日发布的《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更提出，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不过，曾飞洋发现，即使今年民间NGO的处境好了很多，但维权类的NGO注册可能还是会存在困难，现在比较容易注册的都是公益慈善、社区服务类的NGO，“我们会去尽量尝试跟政府沟通，进行民政注册”。至今，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和何晓波工作室均非民政注册。

　　有NGO观察人士指出，政府一直对维权类的NGO不太放心，担心形成群体性事件。而综观近年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可发现，这些群体性事件，多是临时起意，因某些矛盾的长期积累而爆发，多非人为组织。如果有“组织”引导，让这些矛盾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相信有助于缓解群体性事件。可怕的不是有“组织”的融入和疏导，而是没“组织”的“群氓”。

　　今年上半年，打工族服务部免费代理外来工维权案件68宗，并开展普法活动，直接受益者5000余人，并且，这些工友们得以互相结识，成为朋友。31岁的四川人欧昌群即为其中一员，她在何晓波工作室认识了很多朋友，“来这里跟大家一起玩是很开心的事情。”

　　而何晓波最近在为一件事情犯愁：一位香港的朋友将为何筹建的外来工图书室捐1000本书，何晓波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这1000本书弄到佛山来，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个甜蜜的烦恼。在他的设想中，等外来工图书室开办之后，会有更多的外来工在此学习文化，并志愿服务本地社区，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本地，更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