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的中国新能源之旅

　　峰回路转

　　厦门大学一直是盖茨在中国新能源计划的支点。泰拉能源公司亚洲开发主任也由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宁兼任。他与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等校领导曾多次陪同盖茨到北京进行接触。

　　厦门大学的官方消息说，目前正在开展“行波堆”研发，希望依托2007年成立的能源研究院，成为中国新核能研发和人才培养的中心。该校已提出建设海西核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厦门大学的新能源决心背后，是作为中国经济大省的福建目前仍没有一个成熟的核电研发或建设单位。

　　张益舟说：“目前泰拉能源在中国推介‘行波堆’主要依托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但厦门大学的核能专业起步比较晚，研发能力有限，不可能如清华大学在高温气冷堆中那样主导开发，主要还是协调搭建‘行波堆’在国内的产学研架构，不会是‘行波堆’的最大受益者。”

　　李宁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中美两国在国家层面尚未对“行波堆”合作达成共识，他还不便于接受进一步采访。

　　日本福岛核事故一周之后，中广核集团的总经济师及技术顾问造访了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校方公报说：中广核集团将与其制定长短结合的合作方案，“逐个细化合作项目和责任分工，从‘行波堆’的研发着手，并积极争取国家各部委的支持。”

　　张益舟认为，之前在新一代核电技术的研发方面，中广核集团的表现不如中核集团、国家核电：前者有大批技术力量雄厚的科研院所，后者就是因引进AP1000而组建的，在吸收创新上亦大有可为。而“行波堆”以及盖茨的力量可能为中广核集团提供一个超越的机会。但是，由于国家能源局对“行波堆”尚未认可，中广核集团的动作显然会受到一定约束。

　　盖茨能给中国什么

　　2011年12月7日，盖茨拜访了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

　　赵志祥说，盖茨的这次北京之行希望在科技研发领域推进与中国的合作，“内容主要是解决燃料问题，当然也并不是完全冲着‘行波堆’来的”。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泰拉能源公司在“行波堆”的核燃料研发上还存在缺憾。

　　从目前情况看，盖茨已经退而求其次，希望与中方合作建立试验基地，共同进行相对基础的研究。当然，这种收益完全无法与向中国出售技术相比。

　　目前泰拉能源公司与科技部的接触也处在初级阶段，比如重要的经费投入比例问题尚未有实质涉及。但是按照盖茨之前的表态，泰拉能源公司可能仍希望以投入技术资本为主。

　　“科技领域的合作我们很感兴趣，不管是‘行堆波’还是什么别的名头，通过他们的配合让我们有所突破的话，都是重大成果。这个成果完全可以运用到‘行波堆’以外的其他四代堆里。”赵志祥告诉本刊记者，四代核电技术有钠冷快堆、铅冷快堆、气冷快堆等六种类型。中国目前在钠冷快堆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进展，“行波堆”其实也属于一种钠冷快堆技术。

　　“我们已经实现了钠冷快堆实验堆的规模发电。”赵志祥说，四代核技术将来会如何发展，现在无法判断。比如铅冷快堆如果能够找到一种相容性比较好的材料，会比目前普遍看好的钠冷快堆更具前景。

　　在张益舟看来，“行波堆”的核心技术在于核燃料的循环利用，泰拉能源公司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通过大型计算机进行了相关模拟。而快堆和循环利用也正是中国核能战略发展中的重点部分。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都已对泰拉能源公司表示了极大兴趣。

　　不过，从目前情况看，盖茨显然不是一个具有巨大技术优势的合作伙伴。但是，其对于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关注不得不引起中国人的注意。

　　以中国的三代核电技术为例，在确定引进AP1000之前，国内科研机构已经提出能够建设国产三代核电CNP100或推广国产“二代半”技术CPR1000。直到今天，是否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引进从未在世界任何一地实施过的AP1000仍是业内的一个话题。

　　不过，如今再讨论三代技术的国产、引进问题已无实际意义：AP1000项目已在各地开工，国内研究机构也已完成其技术消化。

　　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市场获得四代项目订单、哪怕只是实验项目，已成为国际能源企业的目标。

　　如赵志祥所言，目前中国的四代技术中并非处于劣势，除了与“行波堆”同类的钠冷快堆，清华大学的高温气冷堆也受到业内推崇。

　　然而，国内企业、机构与国外实体之间，国内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众多利益博弈，也许会影响到最终结果。

　　正如人们所知，盖茨对于美国政府也有相当影响力。而在他的国家，亦有多种新一代核电技术正在研发之中。

　　无论如何，中国四代核电技术的市场已备受关注。

　　本组稿件采访对象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原院长赵志祥

　　国家某核能技术研究所工程师张益舟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