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安全农村当是重中之重

　　严格各个环节的责任追究制度，利于提高校车安全。

　　文/南辰

　　为了加强校车安全管理，保障乘车幼儿、学生的人身安全，2011年11月27日，国务院责成法制办迅速制订校车安全条例,2011年12月11日，《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此时，距国务院领导在11月27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对校车安全问题所作的重要讲话尚不足半月。这一高效的立法速度足以证明立法解决国内校车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充分证明了民生问题的分量。

　　这份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紧急调查研究，在总结地方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保障校车安全亟须从制度上解决的主要问题，而起草的《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已于发布当日开始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如有修改意见，可在2012年1月11日前通过各种方式提出。

　　通过研究这份全文6800多字，共8章59条的《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可以发现，校车安全问题首次在国务院条例层面系统地从制度、措施上得到梳理；明确了校车安全管理体制，强化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校车安全管理责任；明确了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单位保障校车安全的责任；强调建立健全校车安全标准体系，从源头上保障校车安全；明确对校车使用实行许可制度，确保校车使用安全；强调严格校车驾驶人的资格条件和驾驶行为规范；强调强化校车通行的安全保障；强调保障学生的乘车安全；明确了法律责任，严格责任追究。

　　尤其是有关部门顺应民意迅速回应民生期待，在征求意见稿中对校车赋予优先通行、停车不得超越、在消除违法行为的前提下先放行后处罚等“特权”，并表示将抓紧制定专用于幼儿校车的安全国家标准等非常有针对性的举措，无疑将从各方面对“移动的校舍”起到一定的加固作用。

　　我们也应意识到，推出《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仅仅是把校车安全问题纳入法制轨道的开始。下一步，草案还要经过民意和民智的完善。再放眼未来，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比条例级别更高且与校车安全相关的还有义务教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等等。这些法律要不要及时针对校车安全问题的现状作出调整，以及有没有必要针对校车安全推出专门的法律，地方如何结合当地特色推出自己的校车安全管理规定等，这些都需要各级立法部门本着科学立法的态度加以考量。

　　例如，甘肃正宁校车惨剧发生后，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就建议，可先推动国务院或部委出台校车管理条例，待条件成熟后再由全国人大制定类似校车安全法。

　　应当看到，把校车安全问题纳入法制轨道可以更清晰地明确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法律责任，严格各个环节的责任追究制度，利于提升校车安全。而在立法完成之后，法规能不能得到各方严格执行，将决定校车制度的成败。

　　在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校车安全管理负“总责”。尤其是第五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依法履行校车安全管理职责，致使本行政区域出现重大校车安全事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这意味着校车安全问题将成为依法考核地方官员的一把尺子。可以这样认为，在已经明确责任主体的背景下，如再有幼儿、学生群死群伤的恶性校车事故，一定要用严厉的问责机制维护法规的尊严和政府的威信。

　　其实，长时间以来，在中国很多城乡结合部和偏远乡村，学校、幼儿园使用的“校车”五花八门：有使用普通客车的，也有使用报废车、老旧面包车、微型车、三轮机动车、农用车甚至拖拉机的。加之对驾驶员管理疏松，超载“黑校车”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必须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考虑如何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校车制度；而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校车制度逐步成熟的过程中，农村校车安全应当被当做重中之重，因为这关乎教育公平。

　　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周洪宇也曾经表示，随着农村学生数量减少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农村“一村一校”已变为“多村一校”，农村学校交通安全隐患突出。解决校车安全问题，在全国实施“校车安全工程”刻不容缓。

　　而各地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缺乏接送能力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可不可以在征求意见的《校车安全条例》中规定将财政补贴力量鲜明地向农村校车倾斜，并大力提高道路安全保障对策的针对性？教育部门也应当在校车制度成熟前的过渡期对农村并校严格把控，暂时没有安全校车接送能力的应当果断暂停并校。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相信只要各界忠实地秉承这样的原则，在《校车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推动下，各地的“移动校舍”有望变得越来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