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公开更要透明

　　　　文/王雍君

　　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中央政府绝大多数部门通过互联网和其他途径公布了部门预算和“三公”消费，许多地方政府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无论公众、“网络公民”、媒体、学界还是政府预算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拥有更多机会和渠道获取相关的预算信息，表达自己对预算问题的关注、疑问、意见和建议，期待政府部门作出适当回应，而政府部门的回应确实做得更多更好了。

　　主要借助互联网这一潜力巨大、跨越时空障碍的信息交流平台，一种围绕政府预算展开的“言论表达-政府回应”机制正在成形。这将为塑造政府与民众间健全的财政关系、促进民主治理、强化政府问责和减少腐败，带来全新的机遇。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朝向预算透明度的进程仍然是初步的，一些与透明度相关的重大且紧迫的挑战仍有待严肃思考，尚存不少需要完善的关键要素。

　　首先是各级政府部门的意愿。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其预算透明度实际达到的水准首先取决于政府意愿，其次才是技术能力。只有政府管理层持续传递出强有力的透明意愿，包括向社会作出高度可信的承诺，按照预先公布的时间表和工作议程制定并信守相关法律，以及为此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为深入推进可持续预算透明度进程提供最佳保障。

　　问题在于，这方面的难度远高于技术层面。原因很简单，与公开相比，保密似乎更加符合信息持有方的利益，即不必将自己在“花别人钱”方面的所作所为及其结果暴露在公众视线面前，因而也不必直接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压力。这是造成透明度不足的所有因素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其次是“预算必须透明”的社会理念和文化。三个基本的维度需要得到确认和强化：权利、法治和治理。公民有权了解自己为何目的向政府支付税费、支付了多少税费、公款是否被用于法定用途、产生了怎样的结果以及谁应为此负责。当然，预算透明度的意愿、理念和文化的塑造需要时间。

　　当前，普遍欠缺的还有对“透明”与“公开”两个关键概念含义差异的准确把握：公众真正需要的是透明，而不仅仅是公开。公开一大堆粗糙、不相关、不可靠和过时的信息，对于透明度没有帮助。多年来，即便预算专家也会对被公开的许多预算信息一脸茫然，更不用说普通公众了。透明度要求预算信息即便对于普通公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对开发高质量的信息载体——政府预算报告和财务报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