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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1日，庭审结束后，一名被告球员在车上向法院外的家属挥手道别。CFP供图 |
“哪儿收钱少就去哪儿踢球，这在足球圈都是公开的秘密”
今天已经是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中国足球“假赌黑贪”系列案件的第三天，张建强、杨一民等足管中心官员的“往事不堪回首”与杜允琪、许宏涛、尤可为等俱乐部经营者的“痛定思痛”，均给旁听者留下深刻印象。更加令人唏嘘的是，昨天和今天受审的那些甚至在法院公告中都找不到名字的二十五六岁的青年球员，有一位甚至只有22岁，他们的名字只有当地最铁杆儿的球迷才能喊得出。如今，这些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却不得不面临中断职业生涯的惩罚。
“我统计过，一共有11名球员受审，他们来自两家俱乐部。”一位旁听了庭审的球员家属今天下午庭审结束后告诉记者，“太可惜了，他们自己的确犯过罪错，但他们最大的错就是选择了足球。”
公诉人对他们的指控事实发生在2008年，那一年全国人民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行而欢欣鼓舞，唯有中国足球混乱不堪。就在当年中甲联赛第24轮比赛中，买通了对手8名球员的青岛海利丰在客场以3∶0战胜无锡中邦，收获了保级路上一场“重要的胜利”。尽管放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胜负结果无足轻重，但当年这场比赛却将两家俱乐部11个风华正茂的球员送上了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
当他们庭审完毕坐在囚车中离开法院时，结束了旁听的家属们都来到法院门口，努力在车上寻找自己的孩子，并向他们挥手示意。一位坐在囚车后排的球员看到自己家人，使劲点了点头，他的家属眼圈立刻红了。
“11个人（罪名）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两三万元的、五万元的都有。青岛老板杜允琪出钱，130万元，杜斌自己还留了一部分，说是俱乐部欠薪。”旁听的家属说，“我不是为球员开脱，但作为家长真的（觉得球员）很委屈。老板和队友都安排好了，这钱要是不拿，以后就没法在队里呆下去了，那时候球员都一样，没人管，孩子们不知道这是犯罪。”
据记者了解，这11名球员的律师在庭上均进行了“无罪辩护”。其中一名球员在当场比赛中根本没有出场，律师认为，这并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特征。
事实上，即便这些球员罪名成立，因为受贿金额有限、认罪态度良好，据家属们最悲观的估计，球员也只会被判两年刑。不过，爱子心切的家长对这次中国足球史上级别最高的公开审判仍有所不满：“那些现役国脚级别的球员怎么都没人管？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年轻球员才会犯错误。我们手里就有一名现役国脚赌球的证据，但现在摆明了不处理他们，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替罪羊。”
这些“替罪羊”的足球生涯，恰恰开始于1992年中国足球“红山口会议”到1994年职业联赛正式诞生期间。这11人当中，绝大多数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生的球员。正是2008年奥运会适龄球员，在本该为国出力的这一年，却交出愚弄球迷的假球答卷，也正是这些涉假球员坎坷职业生涯的一个黑色注脚。
“大家都知道有‘北漂’，其实和‘北漂’相比，我认识的这些想踢球的孩子艰难多了。”球员家属老王说起自家孩子的踢球经历语气有些低沉，“简单来说一句话，哪儿收钱少孩子就去哪儿踢球，这在足球圈都是公开的秘密。”
老王说，他儿子当年辗转全国七八家中超、中甲的俱乐部梯队，“几个大城市的不说了，张嘴多少多少钱，我们真交不起。没办法，打听哪儿收钱少就去哪儿，就这样还是跑了好几个地方。那时候，翟飚带四川队，王宝山在深圳队，这两个队我们孩子都进不起。”
另一名受审球员的家属也印证了老王的说法：“要想进职业俱乐部的一线队，最少要花30万元去找教练疏通关系。这钱还是看得见的，其他像送礼、请客花的钱都没法数了。当初很多一起练的小孩水平真不错，但最终进不了职业队，打不上联赛，更别说进国字号球队了。”
当国足、国奥等国字号球队在各项国际大赛中因技不如人而屡屡败北时，这些球员家属都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足球体制不变，中国足球无法进步”的道理。
“家长允许孩子走职业球员这条路很不容易，可是谁也不愿意在一个大染缸里生活。这些孩子能在联赛中找到位置，刚刚小有成就可以回报家庭的时候，这一下子全完了。”老王说，“孩子出来就算没事也不可能再踢球了，再找别的出路吧。怎么说呢，如果还是这个培养体制，不管2018年（世界杯）还是2022年（世界杯）还是没戏。”
本报铁岭12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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