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邓飞

　　我们不能碰钱

　　“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我们不能碰钱。”身为调查记者，邓飞对于可以毁掉一个事业的因素，非常敏感。

　　几经比较，邓飞选择在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开设专门账户，该基金会只收取5%管理费，“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性价比最高的平台。”

　　但免费午餐的活动刚开始没多久，“郭美美”事件导致的对公共慈善组织的质疑情绪，也蔓延到免费午餐，有人问邓飞：吃一碗面多少钱，山村鸡蛋的价格多少，活动组织者是打车还是坐公交车等等。

　　这些怀疑并非没有来由。志愿者在实地考察中也发现，个别学校的确出现蹭饭情况，学生把年幼的弟弟妹妹带来一起进餐，或又带饭回去给家人吃。“但我们要严防的是周边村民去吃，那就毁了，会变成大锅饭。”

　　面对公众的怀疑，邓飞要求每个被捐赠的学校必须开微博，校长要通过微博详细说明每一笔钱的去处，而且微博不能由负责采购的人掌管，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公众看见他们对资金透明度的努力。

　　如何监督，也让邓飞伤透脑筋。他们想到，请家长记下电话，如发现孩子没吃上午餐，或者没达到标准，随时举报。但志愿者们和家长进行沟通也有困难，比如，很多孩子的父母出去打工了，留守的老人说不了普通话，家没有电话，等等。

　　于是，免费午餐开始在当地发展志愿者，一旦发现问题，志愿者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项目组设置一名专职人员，随时准备出差核查。作为对策，项目组还鼓励“无所不在的网友、神出鬼没的旅友”对受资助学校进行暗访，必要时依靠当地媒体。

　　但邓飞一直在设想，是否存在一种可以复制到任何地方的标准化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预防慈善事业管理中可能出现的贪污、挪用等现象。

　　这个想法后来在湖南新晃实现了。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却在全国首先实现免费午餐全县覆盖，从今年9月起，当地政府每年拨款60万元，让全县41所村小学的1500余名学生能享受免费午餐。

　　“新晃模式”是：县教育局牵头，每校选举一名教师代表，每村选举一名村委会成员，与四位家长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共同负责监管免费午餐经费；每天午餐是什么，花销多少，同步在网络公布；同时，设立专用账户，财务与支出严格分离，从制度上堵住漏洞。

　　政府出钱，民间组织执行。邓飞认为，这应该是现代公益的理想模式和发展趋势。他没想到，在项目开展半年后，真的引起了国家重视。

　　7月19日，中央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启动民族县、贫困县农村免费午餐试点工作，并将宁夏确定为首批试点省区；三个月后，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财政每年将支出160亿元，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在全国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委员刘延东像邓飞等人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致敬。

　　得知这一决定时，邓飞正在长沙推广“免费午餐”，他禁不住和每个人击掌相庆。

　　他现在觉得，做公益人士比做调查记者更辛苦。“头发白了不少。”因为疲倦，他总给人一种努力睁开眼睛的感觉。免费午餐项目启动以后，他每天至少要接200个电话，平均只能睡4个小时。项目的核心团队有10人，只有4个是全职，每月只有3000元的工资。

　　“中国不缺少写字的人，缺少行动者。”邓飞挺挺剑客一般的腰板，他说未来会继续关注中国乡村儿童的诸多困境：安全校车、未成年人大病医保等。下一步，他想成立一家全国性公募基金，“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要建立起全方位的国家儿童福利保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