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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赵白鸽，1981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1984年获医学硕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上海市计生委科研所副所长，国家计生委科技司司长、国际合作司司长、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10年3月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现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郭美美事件对整个红会是一个很大的撬动，对红会的改革也有很大的影响。 ——赵白鸽
从今年6月，引发的郭美美事件，到年末的广西红十字会冠名医院出现医疗事故，这一年对中国红十字会，这个已经有107年历史的“百年老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红会能否在年终解决郭美美事件，明年它将如何重塑信任危机等等都是众人关心的焦点。在是否剥离行政化仍在争论的时候，中国红十字会已经主动放下“官架子”，一一对问题进行了解答。
郭美美事件推动红会改革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红十字会在2011年中遇到的信任危机？
赵白鸽：信任危机其实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要给红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红会是一间百年老店，现在它需要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是政府的要求，第二是公民的期待，只有满足这两方面，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同时，我觉得红会未来更宽阔的道路在人道领域中，未来在这方面会为公民带来很大的好处。
记者：郭美美事件的调查结果如何？何时对外发布？
赵白鸽：郭美美事件最后的调查结果，有两条无关，第一和红会的人员无关；第二，郭美美炫富的资产和国家财政投入以及社会捐赠无关，这是国家审计署的结论，当然事件牵扯到的商业红十字会所涉及到的企业或个人，可能与郭美美个人有关。最终事件的结果及涉及机构的后续处理会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及网络平台对外发布。郭美美事件对整个红会是一个很大的撬动，对红会的改革也有很大的影响。
记者：这件事，红总会对于商业合作有什么反思？
赵白鸽：这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与企业合作，只能用政府提供的资源，合作如果没有很严格的制度，就会出现商业红十字会这样的事件，尽管商红会我们没有给钱，这个机构与我们无关，但它可以用红十字的名去募款。因此对于与商业合作的问题，我们需要与国际进行密切合作，把别人已经形成的规范拿过来，另外，我们仔细研究了国际与商业合作的案例，发现他们最重要的是控制了两个环节，第一是合作机构的资信情况，如果这个机构又是逃税、漏税，像这种就不可能纳入合作范畴；第二个他们把控得非常严格的就是机构的决策层，如果合作机构的领导人本身就没有人道奉献精神，像这种合作也是非常危险的。
正研究剥离公募职能
记者：平时您在微博上关注红会的信息吗？
赵白鸽：我现在看到红十字会的微博转发量从原来的5万上升到现在的几百万，很多信息几乎都是“呸呸呸，不捐不捐就不捐”，还有一个是“你们把我们的钱全吃光了”。我现在无法评说这些话的是非，只能说我们宣传得不够，以至于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红会是如何做事情的。所以明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是要让公众了解红十字会是什么。
记者：红会未来会“去行政化”吗？
赵白鸽：在全世界范围内，每个国家都仅有一个红会，虽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这是公益领域中的垄断机构，但如果有1000个红会，在人道危机出现的时候会很难调动资金，这一点与其他慈善机构是有极大区别的。对于“去行政化”，我的理解是提高红会的办事效率，而非让红会的工作人员乃至整个机构，脱离政府管理。有专家建议，中国红十字总会将公募职能转向红基会。总会这边主要负责大型的救援、救助、救济等人道方面救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则主要负责慈善方面的工作，红基会去行政化，但总会不再提。这是红会改革的方向，现在红会正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还没有形成定案。
请专家建智库重塑公信力
记者：在接任的时期内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赵白鸽：我觉得在整个挑战和困难中有两个问题比较严重，一个是非常快速的社会发展和现实拥有的能力有很大的差距，不仅仅对红会，对我本人也是这样。一方面信息化让世界变平了，首先要自己把事情做好，才可以保证不去面对危机，还有就是需要沟通，沟通好才能获得认同。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老百姓的期待，原来，公众在参与、诉求方面都没有很好的渠道，现在微博就能看到，我举一个例子，我在日内瓦开研讨会的时候，去了8天，每晚就是80元的住宿费用，连日内瓦湖都没看到，但网民就是不理解，认为我们在游山玩水。还有一个挑战，其实就是如何让红会融入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框架中，人道危机频发，如果有一个机构能够为老百姓做事是个福音。
记者：红会会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重塑公信力？
赵白鸽：第一是关于我们的决策机制，在2012年将会形成各类委员会，尤其是专家委员会，也是我们的“智库”；第二，我们会特别加强在人、财、物方面的改革。关于捐赠款及物品，我们要建立红会的信息体系，大约在明年12月份，先把钱管理起来。第三，明年改革的重中之重将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要选择一些有信誉、有思想、有能力的公众人物，频度较高地参与我们的决策和执行。
红十字品牌欲实行集权分权制
记者：其实今年信任危机大部分出现在红会的分会，对红会品牌管理有什么打算？
赵白鸽：现在对于红会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品牌管理，大部分国家的红会出问题也都在品牌管理上，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管理178个国家，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有的是企业的不法作为，就会影响捐款额，有的是红会的工作人员违规操作，比如西班牙红会，通过8年重塑品牌。我们将从两方面来研究对红十字的品牌管理：一方面是品牌管理的“集权”。整个红十字会系统将适用统一的制度，同时对捐款和物品的管理也要做到集中，筹到的钱，用红十字的品牌，就要让总会知道；另一方面是“分权”，在统一的制度下，保证活动的多样性。
记者：对于红十字冠名医院的品牌管理，如何处理？
赵白鸽：我们现在的冠名医院大概有2000多，确定标准最关键的是医院需要具有与人道救援相关的职能，比如武警医院，还有一些各个省具有这种职能的医院。这些医院要承担红十字品牌的责任，广西南海的弃婴事件，不符合红十字会的精神，因此我们赞同取消当地医院的冠名权。同时我们会对2000多个冠名医院，进行一轮新的筛选，特别是对一些有损于红十字精神，把红十字品牌作为其利益驱动的行为，我们都将剥夺医院使用红十字冠名的权利。
将做政府人道外交助手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国际援助做得怎么样？
赵白鸽：最近我听到一个外交官说，在国外的一些难民营，其帐篷都是美国红十字会的标志，并不是中国没有捐，但就是没有办法说明，在这方面，我们红会组织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们的能力是否足以让政府觉得可以成为人道外交的助手，这是一个不足。现在对整个全球人道外交的前瞻性分析也需要加强，看微博里百姓说的话，大概很多人不理解人道危机是什么，中国也并不是独立的群体在世界存在着，人和人之间是一体的。
记者：明年红会的重点之一也会在国际救援方面？
赵白鸽：现在国际的需求非常大，各个国家都提出了不同的需求，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受过其他国家的帮助，现在也有责任去回馈。明年，我们希望红会的救援队伍要参与国际救援，另外明年，在整个国际救援中，通过我们和其他红会的努力，能够把人道援助的内容，放进国际人道外交的框架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当然希望中国政府走在前面。 本报记者侯雪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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