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的发生逻辑

　　以开放促改革

　　放在从1840年开始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一种激进的现代性实践。根据现代性“不断地超越，不断地解构”的逻辑，传统社会，包括从1949年后形成的传统体制，都遭到解构。

　　无论一开始想象能够走多远，当改革开放打开了“市场”这个潘多拉魔盒的时候，必然面临着对人的重新定义。要革命，就不能谈钱，要做生意，谈革命就毫无意思。

　　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把人从以意识形态驱动为特征的“阶级人”，设计成具有权利意识的“公民”，从附庸于单位体制的“单位人”，设计成依附于市场的“社会人”。

　　但这一切在80年代只是开始。那个时候，通过对外开放，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思潮刚刚进来，它在中国社会空间所激起的讨论，也还漂浮在理想主义的云端。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举措。清楚的是，发展经济，当时中国缺乏资金，急需引进外资，不开放根本不行。但对外开放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以此来推动对内改革。这种推动既包括经济发展上的感召力和压力，也包括思想观念上的解放和更新。

　　和改革同步，1979年，福建和广东率先对外开放。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建立。1984年，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开放。1985年，长三角、珠三角、闽南三角地区开放。1986年，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开放。1988年，建海南省并将其作为最大的经济特区。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而在思想解放上，对外开放更是功不可没。

　　80年代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多年来对思想、对人们致富冲动的压抑一旦解除，释放的心理能量足以让一个社会欢欣鼓舞。而中共对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描画，更足以激励一代人向它迈进。

　　对于知识阶层来说，引进的西文思潮，从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到萨特、弗洛伊德、康德，从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让他们发现了作为人的另一种存在、中国人应该过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对“人”的重新设计，为改革指向政治体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思想观念拉踞战

　　不过，在80年代，无论是改革开放的话语及实践，还是民主、自由、法治思想，都被视为对传统意识形态教条的偏离。而也正因为在“政治正确”上它们相对于传统意识形态教条处于劣势，才尽力把自己的话语纳入传统意识形态框架内规避风险。

　　按照学者萧功秦的研究，80年代的中国，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政治思想“派别”：一是传统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者，邓小平所警惕的“极左派”；二是知识分子的民主、自由追求；三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前两者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话语为中点，分布于左右两翼，反复博弈。

　　改革派在一定程度上对知识分子的追求持同情态度，毕竟，后者是改革开放话语的同盟，对于瓦解传统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有推动作用，但有一个前提，即不能突破“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由权力主导的预设，不能“扬弃”既有的政治结构。因此，一旦知识分子的主张较为激进，可能就很难被接受。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远没有像1992年以后那样深刻地改变社会结构，重构利益结构和改变阶层关系。它确实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引发了阶层结构的一些变化，但变化并不太大。至于知识分子的民主、自由思想，更是漂浮于社会结构的表层。而博弈也主要不是在决定了利益分配格局的政策层面上展开，轻易就被上升为国家的政治走向。

　　那最终说话管用的，就不是思想观念，而是权力的本能。

　　改革开放再出发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弥漫着普遍的沉闷气氛。改革开放还能不能继续，中国又将向何处去，成为一个大问题。

　　在80年代，不仅仅是中国，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也在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大家共同的命题。

　　然而，随着国内出现一些问题，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情况就不一样了。传统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捍卫者找到了否定改革开放的现实支持。他们指控，改革开放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抛弃它。

　　而邓小平在1979年就开始有所论述，此后在80年代还多次讲过的“市场作为一种方法，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观点，更是成为他们批判的靶子。一提“市场”，立马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领导”联系起来。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最艰难时期。

　　但这可能只是传统体制的一种回光返照。就民间来说，尽管理想主义的受挫让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热情，但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让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拥抱过去。而对于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说，他们也不会忘记从改革开放中所获得的收益。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者拥有的只是一套从历史中获得了力量的话语，从官方到民间都缺乏实际上的支持。

　　虽然继续改革开放众望所归，但鉴于政治上的风险，大家都在等待。等待一个人出来一言九鼎。

　　在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一直观察中国和世界的风云变幻，尤其是权衡改革开放的风险和停滞不前甚至退回去的风险。他清楚，“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至于改革开放产生的风险，只要权力仍然主导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和社会结构，那就完全是可控的。

　　1992年初，邓小平悄然南下，从1月18日到2月21日，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震撼中国的“南方谈话”。很难把这次谈话当成有意的安排，但它迅速引领了整个中国的声音，在短时间内，启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机构的运作和宣传机器的高速运转。其“政治正确”性终于再也无法撼动。

　　南风再起，中国再次出发。这一次，加快了奔跑的速度。

　　“南方谈话”的逻辑延伸

　　“南方谈话”有两个对此后的中国影响巨大的阐述，一个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搭配，另一个是“既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对于前者来说，要防止经济改革在观念上的反复折腾，最好明确地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基于此，中共十四大把它定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对于后者来说，终于有力地扫清了传统意识形态教条对改革开放的干扰。

　　今天的中国，毫无疑问拜“南方谈话”所赐。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未来，都可以看成是“南方谈话”的逻辑延伸。

　　但有一点，是必须从“南方谈话”开始，再返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公平缺失，贫富悬殊，权力不受制约，正是没有出现邓小平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那种情况的后遗症。

　　如他所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已跟不上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