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遗产

　　 傅高义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译/高 汐

　　邓小平的角色

　　1992年当邓小平退居幕后的时候，他已完成了150年来中国历任领导者孜孜以求却未能达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但在达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他还主导了一场中国本身的根本性变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国家治理机制和社会体系都发生了改变。邓小平卸任之后，中国继续飞速地变化，但邓小平执政之下发生的基础性结构变化至今已延续了20年，并可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延续下去，当然其中也会伴随一些调整。的确，邓小平执政期间的结构性变化，可称得上中国自2000年前帝国成形的汉朝以来发生的最具根本性的变化。

　　中华传统的博大精深、中国社会的广度和多样性、当时各国际组织的性质、全球体系共享技术及管理技巧的开放态度、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大量勤劳且富有创造力的人民共同造就了邓小平时代的变革。但它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最高领导人被赋予了极大的自由，以引导政治进程并做出最终决策。这一变革也是由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来推动。当然，这一重大变革背后的深层理念来自许多人，但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完全预料到事情未来将如何演变。邓小平也并非是一开始就设计好了变化的所有细节的设计师。事实上，那个时代并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设计。

　　邓小平更应该说是一个总的管理者，他在变革期间领导了各方面的工作。他梳理了整套理念并把这些理念以可接受的方式和节奏呈现给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及社会民众。在经历剧烈变革的时候，他在最高层向人们伸出了一只坚定的手，给人们以信心。他亲自挑选并带领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启动并执行了各项改革。在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时，他努力研究出各利益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他培育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治理结构，在中国人都努力适应突飞猛进的新时代时仍能保持统治力。他领导人们在变革过程中分清轻重缓急，并找出实现首要目标的对策。他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向民众宣传其政策方针，描述他们面临的整个局势以及需要采取哪些具体应对措施。

　　一旦出现争议，他在做出最终决策以及决策实施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尽量缩小各方之间的裂缝。他支持为实现目标而采取激励手段和机制，但前提是目标要现实可行，人们不至最终痛苦失望。他主张给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者和知识分子等专业人士足够的自由，使他们努力工作。不过，一旦他担心危及脆弱的社会秩序时，他们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他主导改善了与其它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并建立了与国外领导人的沟通。在他所有的工作中，邓小平始终坚信：采用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科技和最有效的管理技巧将给中国带来最伟大的发展—而对全体中国人民来说，嫁接这些科技和技巧可能给国家体系带来的破坏是可控的，也是值得的。

　　在邓小平卸任后才逐渐成长起来的人们，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很难了解邓小平在变革初期面临的问题有多么复杂和困难：国家封闭、排斥全新的思考方式，“文革”中曾受抨击的人们与抨击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充满敌意，城镇居民不愿接受逾2亿的农村移民，仍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之间出现争论分歧。

　　不过，邓小平在负责变革中的各方面工作时也享有极大的优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国家已经基本统一。他接手了一个运作良好的执政党和政府。很多经验丰富的高层官员赞同他的观点，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改革。他掌权时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分享他们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技巧，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组织。

　　邓小平还拥有很多难得的个人品质，使他有能力主导中国的这场变革。当时的其他任何人恐怕都很难拥有他那样的权威、丰富的经验、策略意识、自信、人际关系和政治判断力，使中国的变革取得如此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