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积极稳妥地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等转户进城500万人，户籍城镇化率达到50%。
“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间房！”多年前，农民到城里生活，要缴“城市增容费”；有的农村人挣到钱后，不惜花费上万元，购买一个城市户口。
跳出“农门”变身城里人，曾经是好几代农村人的梦想。
制度藩篱挡住农民脚步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里，城里挣钱的机会无疑更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条件更好，社会福利待遇更优厚……城乡二元化，带来的不单单是户口簿上“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字面差异，更有附着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的公共产品分配制度。
尽管我市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06年就率先放宽了农民工转户进城的准入条件。但城市门槛依然较高，不少想到城里安家落户的农村人，被制度藩篱挡在门外。
在渝中区大坪卖猪肉的陈刚，离开老家合川已有20多年，一心想在城里安家落户。4年前，他在城里买了房，打算把自己和孩子的户口迁进城。他担心，自己老了没有保障，只能回去再当农民，他更不愿看见下一代和他一样。
“人均房屋面积30平方米以上、要有大专以上文凭、子女挂靠父母落户须未成年”……陈刚不止一次跑到派出所咨询落户政策，但由于当时划定的城市准入门槛较高，他一直没能圆梦。
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2010年初，重庆便率先思考如何贯彻落实中央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市长黄奇帆亲自挂帅成立市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先后派出3个考察组赴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学习经验做法，组织专家学者、区县政府、乡镇基层干部、农民工、大中专学生座谈，开展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工抽样调查，采集统计数据报表……
黄奇帆提出，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至少有五个战略意义：一是有利于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农民工进城工作，养老、医疗保险与城里人不是同等待遇，子女在城里读书要缴择校费，说不定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后还得回到农村当农民。二是有利于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妥善解决历年已用地未转非人员、城中村农村居民等各类历史遗留问题。三是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四是有利于促进城镇和农村之间要素一体化流动，增加城市的人口红利。五是有利于促进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因此，不管从经济学角度、社会学角度，还是共产党的宗旨角度，都要求我们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黄奇帆说。
重庆改革举措深受认可
不到半年时间，经过30多次修改的《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正式出台。同时诞生的还有农村土地退出和利用、户口迁移、社会保障3个核心配套办法，后来又陆续制定了36项配套政策。
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思路之新、力度之大、措施之细，不仅得到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部委的肯定，还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和支持。
2010年8月1日，重庆正式启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
第二天，陈刚从报纸、电视上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兴冲冲地赶去派出所。这一次，他终于圆了梦。民警为他迅速办理了转户手续，这个40多岁的肉贩，幸运地成为了全市“转户第一人”。
一个月后，公安机关统计显示，全市累计办理“农转城”转户手续4.4万余人，9500多户农村居民把一家老小都落户到了城里，平均每天有1400多名农民转户进城。
2010年12月9日，全市转户总人数被迅速刷新为100万人；
2011年12月2日，历时15个月，全市转户总人数突破300万大关；
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市已有321万余名农村居民转户进城，圆了多年的城市梦，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8.6个百分点，达到37.8%。
“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启动一年多来，每天6000多人转户，农民持续高涨的积极性，是对这项规模空前的改革最大的认可和褒奖。”市户改办副主任徐强说，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走向是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彻底消除隐藏在户籍背后的身份差异和基本权利不平等。
大事记
2010年7月12日，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
2010年8月1日，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启动。
2010年8月2日，进城务工经商20多年的合川人陈刚领到第一本“农转城”户口簿。
2010年10月22日，江津居民廖伯高等人领到转户后发放的首批养老金。
2010年12月9日，全市“农转城”转户人数达到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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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日，全市“农转城”转户人数突破300万人。
深远影响
拉动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
这几天，转户居民徐树平正忙着置办年货。
2010年底，他把户口从长寿农村迁到了城里，已经享受了一年多“城里人”的新生活。眼看春节马上到了，他打算“血拼”一番，多买点肉灌香肠、熏腊肉，再给老婆、儿子还有父母买几件新衣服。
后顾之忧少了，更敢花钱了
转了户，徐树平所在的燃气集团按城镇职工待遇，给他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工资也由原来的每月2300元提高到了3000元。
徐树平的妻子，在儿子就读的建新中学附近开了一家文具店。“老婆、娃儿的户口也准备转到城里来。”徐树平说，妻子只要转了户，也可以参保城里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而正在读初二的儿子，转户后不用再缴择校费，这样一家也可省下一大笔钱。
徐树平的老家在长寿湖，相邻的几个村社都已开发，他们那里也即将被征用。徐树平选择了暂不退地，“即使不征地拆迁，到时候再退地，同样也可以得到一笔补偿款。”徐树平认为自己的打算考虑周全。
“转了户，最大的变化是工作稳定了，顾虑少了，这样我们也更敢花钱了。”徐树平说。
中低收入人群消费潜能待释放
日前，香港科技大学金融系博士钟宁桦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陆铭、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陈斌研究发现了一个现象：如果给城镇居民额外100元，他们会消费掉51元；而如果给进城农民额外100元，他们只会花掉其中的37元。
“为什么‘内需’拉动不了？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收入人群消费能力已基本释放出来，而像进城务工农民、农村大中专学生等中低收入人群，他们消费需求旺盛，但潜能却无法激发出来。”市社科院区域经济与三峡库区研究所所长陈悦说。
“不是不愿花，而是没有余钱。”渝中区环卫三所汽修厂汽修工梁小波说，像他这样的农民工，经常换工作，收入不高，买不起房，也不能享受城里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险。好不容易挣来的钱都存着，以备不时之需。
根据钟宁桦、陆铭、陈斌等学者的研究，进城农民如不能在城里安居乐业，短期寄居的情况下，更会减少对生活耐用品的消费。
此外，进城农民因身份原因和可资抵押的财产少，很难从银行贷到款，这也使得他们花钱不敢太“潇洒”。
农民转户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陈悦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扩大内需才是保障经济安全运行的重要手段，只有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成果，收入不断提高，才会反过来提升消费能力，经济才会可持续健康发展。
而重庆启动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消除城乡“鸿沟”，保证进城农民与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度公平、机会均等、待遇相同。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钊说，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找准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王钊分析说，此次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将会实现“双赢”。一方面，转户农民的利益将会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他们进城后消费水平也将随之提高，从而拉动工业、服务业发展。因此，整个经济也步入良性循环。
这个拉动力到底有多大？
市长黄奇帆曾经算过一笔账：目前，我市城市居民人均每年消费1.6万多元，农村居民6000多元，大体有1万元左右的消费差距。通过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330多万农民转户进城，解决了他们的养老、医疗、教育等后顾之忧后，如果他们保持城市居民一样的消费水平，一年就会新增300多亿元的消费。
王钊和陈悦都认为，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效还在于，将有可能改变我们单靠投资拉动的模式，提高经济“自身消化”功能，对全市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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