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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长沙1月9日讯（潇湘晨报记者 徐海瑞 通讯员 乔卓俊）一江湘水，孕育千古风流。关于湘江，人们总有无限的美好愿景，正如湖南正在畅想的“东方莱茵河”之梦。湘江的容颜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曾经的湘江，就是现在的样子吗？
在昨天进行的2011湖南考古与文物工程汇报会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首次明确：根据考古发现的成果，可以断定宋代时期的湘江，其东岸河道距现在的湘江东岸大约100米之遥。
郭伟民所说的考古发现成果，出自长沙万达广场工地。来自长沙市文物局的资料显示，万达广场项目位于长沙古城文物埋藏区内，截至目前，该建设区域发现了众多古代遗迹，特别是两处古代大型夯土墙体（编号为一号墙体、二号墙体）尤为珍贵。经专家初步判断：一号墙体为明清时期长沙城城墙，二号墙体为宋代长沙城城墙，在二号墙体外侧，考古人员发现大量淤泥层，这说明宋代时期的湘江水，长期在此处浸泡，也就是当时的湘江河道至少蔓延至此。
对此，郭伟民认为，古城墙与淤泥堆积可以见证长沙城市与湘江河道的变迁。在他看来，潮宗街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通往湘江的老街，在宋代和明代，目前所发现的城墙之外就是湘江，这个地段距现在的湘江东岸有大约100米之遥，说明湘江东岸大大地收缩了，城市建设导致湘江河岸河道变迁，也导致河床抬升，“这是否可以让我们冷静思考一下，母亲河湘江到底如何保护的问题。”郭伟民意味深长地说。
与此同时，郭伟民提到，宋代城墙其中有一段还利用架设树桩而稳固基础的做法。“这说明宋明时期长沙临河地段是有城墙的，有的地段甚至在临水或靠近河漫滩的地方修建城墙，因而采取了打桩固基的方法，这种方法类似水上城市威尼斯、苏州等的做法一样，是极为难得的城市建设中的宝贵材料。”关于湘江西岸是否出现位移，郭伟民表示，由于沿岸临江区尚无考古发掘，目前尚无证据显示变化情况。不过，在河西发现的汉代长沙王陵区表明，古长沙在现在的王陵公园一带同为陆地，依照风水学中所讲的“依山近水”的理论，在汉代，王陵公园也可能是近水区。
万达广场项目考古工地发现的宋代及明清时期城墙遗迹及相关遗迹，为研究长沙古城格局及当时城市的发展、居民的生活等提供了宝贵资料，是长沙城市考古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填补了长沙城市发展史又一处空白。不过，说到关于遗迹如何保护的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负责人称，“原址保护还是异地保护，目前尚无定论。”
[2011湖南重大考古发掘]
临澧道河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发掘
关于这个项目的调查与发掘，取得了旧石器时代学术研究的突破口。2011年发掘了乌鸦山遗址和条头岗遗址。乌鸦山遗址的年代正好处在现代人在东亚出现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根据现代人起源的理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现代人是从非洲迁徙过来的，在东亚地区出现的时间为距今3万-5万年。郭伟民认为，此次发掘出土的旧石器表明，4万多年前洞庭湖西北部的澧阳平原就有古人类居住。
与此同时，道河流域还发现了另外的遗址文化以条头岗遗址为代表的条头岗文化，该文化与乌鸦山文化的年代大体同时而有较大的差异，其类似石叶的制作技术为南方地区所罕见，显然这支文化的创造者不是乌鸦山文化的主人。那么，它到底是由何人创造？它与乌鸦山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是不是澧阳平原现代人的祖先？这是临澧道河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发现带来的新问题。
中美合作发掘临澧杉龙岗遗址
澧水和澧阳平原，在湖南的史前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杉龙岗遗址的发掘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这个中美合作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项目，是一次精细化考古作业的典范，成功实践了当代考古“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思想。该遗址所发现的水稻与“水稻田”遗存、建筑形态与活动面、壕沟与聚落等多种元素集中展示了远古时期的人类遗存，为研究澧阳平原早期农业形态和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
桂阳千家坪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湖南，以澧水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是新石器文化的群落核心所在，与此同时，在这个核心外围，也活跃着一支重要的文化类群，这支文化类群以高庙文化为代表，对南中国史前文化施加了重大影响。
无论是沅水上游、资水上游或是湘江上游，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个文化类群的作用。千家坪遗址就受到高庙文化的影响，为考察长江中游与岭南文化的交流打开了一扇窗口。
常德南坪土墩墓
常德博物馆专家组织考古队，对南坪乡汉代土墩墓进行挖掘。这是国内首次发掘汉代土墩墓。
这次发掘中，一座保存完整的东汉早期砖室墓出土了一枚印章，印刻内容是“孱陵县丞”。专家判断，这座墓的主人，应该就是东汉时期的孱陵县丞（县丞，县令的辅佐），距今有近2000年历史。
如此大规模的土墩墓出现在南方，不仅为土墩墓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也为研究西汉晚期长沙国与武陵郡的关系带来了新的问题。
整理/记者徐海瑞 通讯员乔卓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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