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棍棒阴影里的武校江湖 2011年年底，因教练打人事件，武校的管理模式再次成为舆论热点，在武校数以万计的习武者中，武术冠军屈指可数，更多的人流向社会，与职业武术擦肩而过
2011年12月12日这天上午，16岁的高明一如往常参加散打训练。中午训练结束，高明刚刚走出训练场就接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电话：上官鹏飞死了。
上官鹏飞是高明的偶像，不仅是因为上官的成绩突出，还因为他俩都有着相似的武校学习经历。已进入专业散打队的高明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在此之前，散打运动员从来没有因比赛受伤死亡。
郁闷远没有结束。三天之后，一组题为《河南某武校暴打学生，画面惨烈皮破血流》的照片在网上曝光，高明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母校，而一年多前，他也曾经有着类似的挨打经历。
从进武校习武到如今的专业队，高明的每一步都是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完成，虽然从教练到队友都认为他极具习武天赋，但上官鹏飞的死还是让他对前景感到悲观。他曾想过放弃，尽管如今他已是沿海某市的青少年散打冠军。
如同大多数武校毕业的学生一样，他对母校的情感很复杂，有时候甚至有点“恨”。那些棍棒打在身上的“啪啪”响声，是他抹不掉的梦魇。
相比之下，29岁的张帅可要乐观得多。这位北京奥运会武术比赛56公斤级散打冠军(散打为北京奥运会特设项目，金牌不计入总数)，从小痴迷武术，对母校心存感激，尽管在学习期间也曾遭遇棍棒之苦，但他将此视为成长的阶梯。
教练打学生事件曝光之后，武术学校频遭公众诟病。虽然多数武校采取的是现代化教育，但中国武术的师承传统以及古老的庭院式训诫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现代武校。“棍棒底下出高徒”成为行业内不争的事实。
问题少年被送进武校 许多武校学生都是对学习失去兴趣的“问题少年”，进入武校似乎成为这些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孩子的最佳选择。高明就是其中之一。
2010年初，高明的父母把他送进了登封一家知名武校。像许多刚进去的孩子一样，高明对校内封闭的生活并不适应：16个孩子挤在一间寝室中，夏天只有两个电扇，晚上热得睡不着。而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跑操，随后就是一天紧张的训练。
对于这些独生子而言，训练是残酷的。夏天，在太阳底下一晒就是两个小时，所有人都被晒得蜕了一层皮。高明说，到了冬天，训练时也只能穿短袖，手脚长冻疮便成了家常便饭。
不过让高明最为恐惧的是违反校规的惩罚。这所武校规定，学生不得使用手机、MP4，不准打架、吸烟、看小说。如有违反，便会遭教练的棍棒“伺候”。同时，训练动作做错或者偷懒，同样会被打。高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练一般使用少林棍，最少打五棍，打多少和下手轻重要看教练的心情。
不过，这不是最惨的。学生最怕被“保卫科”的工作人员抓住。“若被保卫科的抓到，可能面临着挨三顿打。”高明说。捉住犯错的学生，保卫科负责人往往先“收拾”一顿，再叫来分管这个班级的“部长”(实际为人事处处长，每位处长分管几个班级)。“部长”上来也是一顿拳脚，然后再喊管理班级的教练。一般情况下，最后教练出面都会觉得没有面子，将学生领回去后，免不了又是一顿“棍棒大餐”。
在高明的记忆中，被打的学员有口鼻流血的，有也当场晕倒的，还有被打得送到医务室输液的。“他们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没人敢还手。”高明说，如果发现逃跑，打得往往会更狠。有学员不服，教练就会让其他学生按住四肢，他再动手。
2010年一年，高明曾被教练收拾了三次。最严重的一次，他前后被教练打了26棍，屁股上裂了一条数公分长的口子，不得不趴在床上呆了一个星期，每次上厕所都要人搀扶。
“为了杀一儆百，教练们教训违规严重的学生前，往往会将上百名学生集合起来，让大家集体"观摩"。”高明说，“大家都不忍心看，也没人敢求情。”
高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上曝光的图片至少在一年多前，他就曾在同学的QQ空间里看过。
离开武校13年的张帅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因为动作不规范，他也经常挨教练打，并习以为常。在武校，体罚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学员几乎无人幸免。而如今已是小龙武院教练的杨道刚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从来不体罚学生，虽然当年他是被教练打过来的。“我们当年如果不被打，就觉得没有受到教练的重视，可现在不同了，更需要思想上的引导。”
登封武术协会秘书长郑跃峰也对体罚现象颇为头疼。他多次到武校作“习武尚德”的讲座，并在每月的武校馆长会议上三令五申。“我经常说，打骂学生是教练黔驴技穷的表现。”
在武校，学生难管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仅靠说服教育肯定力度不够，”一位武校负责人说，一些胆大的学生甚至抱着六楼窗外的塑料下水管道一下子滑到一楼。“如果孩子出了问题，还不是学校的责任，打学生两下又能怎样。”
一所武校一位60岁的门卫甚至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他脸上的伤疤。他因劝阻学生深夜外出，而遭学生殴打。
显然，仅靠暴力很难解决问题，反而埋下隐患。在高明眼中，武校更像是一个江湖，武林盟主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而江湖中人必须遵守规矩，否则将面临“灭顶之灾”。
从“业余班”到“武术集团” 20多年的发展，民间武校已发展成为集培训、比赛、演艺为一体的多元化产业链。
事实上，张帅可与高明是怀揣着不同的梦想来到登封的武校。前者从小酷爱武术，家境贫寒，希望靠武术改变人生命运；后者则是家境殷实的“问题少年”，家长希望武校严格的管理能给孩子带来改变。他俩正是代表了前来学武的两类人。
大批如张帅可一样对武术痴迷的人存在，推动了登封武校井喷式的发展。然而，武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登封市体育局工会主席、登封武术协会秘书长郑跃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少林寺和尚就开始在附近的少林寺中学教武术课。1958年，登封县业余武术体校成立，成为现代少林武术传播的重要阵地。文革浩劫中，刚刚起步的武校遭受重创，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得以恢复。1980年，登封县成立登封县少林武术体校，招收了22名学生，郑跃峰便是其中之一。他还记得，当时干部工资一月工资才二十多块，而他们22名同学的补助就有18元。1981年11月，《参考消息》报道了这家武校，第二年有一百多人专程来此报名学武。
此时，后来塔沟武校的创始人刘宝山也开始在家里招收徒弟。
对民间武校的推波助澜作用的是1982年电影《少林寺》的播出。随后，少林功夫红遍大江南北，慕名而来的习武人越来越多，登封的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最多时甚至“五步一馆、十步一校”。
《少林寺》热映的第二年，张帅可出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深受这部电影影响而最终学习武术的。
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假和尚、假拳师也开办武校也借机敛财。最终，登封市取缔了45所武校，仅保留了6所。到了1990年代，功夫热仍未减退，每年的人数还在增长。1995年，16岁的杨道刚从安徽老家只身来到登封，成为登封少林寺武术学校(少林寺小龙武院的前身)的一名学员。他来学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家人不再受同村人的欺负。在此之前，他切身感受到了舅舅来登封学武前后在村中地位天壤之别的变化。就在这一年，日后的“麻烦制造者”高明出生了，最终难逃被家人强行送进了武校的命运。而1996年，14岁的张帅可也进入塔沟武校，开始了两年多的武校生活。
郑跃峰说，经过近20年的发展，登封如今已有包括塔沟、鹅坡、小龙、武僧团等武术教育集团在内的52所武校，6万多名学员，教练多达8千余人，形成集培训、比赛、演艺为一体的多元化武校产业链。
“武僧团成立最晚却发展最快。它打着武僧团的概念，事实上仅是一家私人公司。”郑跃峰说。
习武人的“江湖路” 武校林立的繁荣背后，武校江湖的某些不良习气开始影响着越来越多学员的人生。
2004年，登封市第一武馆的教练乔文明因琐碎小事对学生不满，并拿学生“练手”，造成该学生头部重伤，最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2006年，登封市某武校教练发现学生私自外出，当即以违反校规为由，用手掌、勾拳、提膝、弹踢等武术动作，对学生进行殴打体罚，致其中一名学生当场晕倒，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007年，登封某武校教练为了给即将毕业的学生留纪念，用烟头给42名学生的胳膊上烫下烙印，最终被警方行政拘留。
2010年，一位吉林母亲千里寻子，称其在登封某武校的儿子因受大师兄的欺负而出走。高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武校，师兄欺负师弟也很常见，让其帮忙打饭甚至是洗衣服。
事实上，在2008年以前，登封武校在当地曾一度名声很坏。一些煤矿老板与百姓发生矛盾，便会打电话找武校的教练带上学生前来助阵。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教练甚至带着学生还会干预别人家庭的纠纷。
“那时候登封哪里有纠纷，只要有年轻人出现，就会被认为是武校的学生。”郑跃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过严厉整治，自2008年之后，这一现象便基本杜绝了。
其实，在这个武术江湖之中，想得到江湖人士认可，还要靠实力说话。在郑跃峰看来，原本强身健体的武术被赋予了浓重的对抗色彩。这是武术的大趋势，打倒对方也是意志品质的体现。当然，在以成败论英雄的擂台上，只有战胜对手才能获得奖金，赢得尊重和认可。
张帅可告诉记者，其实武术散打的商业比赛奖金也不高，有的只有几千块钱，但站在擂台上的选手大多不是为钱，而是喜欢这个职业，想以此证明自己。
对于所有武校的学生而言，都要面对的就是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毕竟最终靠武术吃饭的人少之又少。小龙武院教练杨道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正走上专业化道路的屈指可数，能成为冠军的更是凤毛麟角。
高明与他的同学曾不止一次地为出路而痛苦：“大家都在想，为什么受了这么多苦，最后还没有一个好的归宿？”不过，值得欣慰的是，高明和他室友感受到了自己的进步，通过训练，原来的“刺头”变得越来越少了。但现实仍旧残酷的，武校毕业后，有的进入专业队，有的当兵入伍，还有的当起了保安，而更多的返回家乡，甚至有的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0年5月，登封某武校6名学员学武四年之后，没有找到合适工作，便开始结伙抢劫。而此案办案民警亦称，武校学生犯罪目前已呈上升趋势。
除了学生，武校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郑跃峰分析说，其他的技能培训周期短，见效快，而学武至少也要三年左右时间，周期相对较长，另外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父母很少再将子女送到武校受苦。所以，几年来，登封武校数量锐减，武校也过了赚钱的黄金期，如今已进入薄利时代。
为了竞争有限的生源，武校间除了价格战外，有的会雇用招生“贩子”到外地招揽生源。而郑跃峰每年都会收到针对招生“贩子”的投诉多达上百起，武校生源争夺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瑕不掩瑜，武校的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不影响登封人拥有一颗成为世界武术之都的勃勃雄心。登封体育局2006年制定的《登封市武术产业发展规划》中写道，到2015年登封市在校武术学员将达到10万人，形成十大武术产业集团，并逐步形成跨国集团，并打造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武术训练基地，使少林武术覆盖全球。
如今，张帅可已成功转型为河南省散打队的助理教练，杨道刚同样坚守在教练位置上，只有高明想放弃。在他看来，即便拿到武术冠军又能怎样？用不了两年时间，江湖上就不会再有你的消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高明为化名 记者刘子倩 特约撰稿/张凯)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棍棒阴影里的武校江湖 2011年年底，因教练打人事件，武校的管理模式再次成为舆论热点，在武校数以万计的习武者中，武术冠军屈指可数，更多的人流向社会，与职业武术擦肩而过
2011年12月12日这天上午，16岁的高明一如往常参加散打训练。中午训练结束，高明刚刚走出训练场就接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电话：上官鹏飞死了。
上官鹏飞是高明的偶像，不仅是因为上官的成绩突出，还因为他俩都有着相似的武校学习经历。已进入专业散打队的高明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在此之前，散打运动员从来没有因比赛受伤死亡。
郁闷远没有结束。三天之后，一组题为《河南某武校暴打学生，画面惨烈皮破血流》的照片在网上曝光，高明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母校，而一年多前，他也曾经有着类似的挨打经历。
从进武校习武到如今的专业队，高明的每一步都是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完成，虽然从教练到队友都认为他极具习武天赋，但上官鹏飞的死还是让他对前景感到悲观。他曾想过放弃，尽管如今他已是沿海某市的青少年散打冠军。
如同大多数武校毕业的学生一样，他对母校的情感很复杂，有时候甚至有点“恨”。那些棍棒打在身上的“啪啪”响声，是他抹不掉的梦魇。
相比之下，29岁的张帅可要乐观得多。这位北京奥运会武术比赛56公斤级散打冠军(散打为北京奥运会特设项目，金牌不计入总数)，从小痴迷武术，对母校心存感激，尽管在学习期间也曾遭遇棍棒之苦，但他将此视为成长的阶梯。
教练打学生事件曝光之后，武术学校频遭公众诟病。虽然多数武校采取的是现代化教育，但中国武术的师承传统以及古老的庭院式训诫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现代武校。“棍棒底下出高徒”成为行业内不争的事实。
问题少年被送进武校 许多武校学生都是对学习失去兴趣的“问题少年”，进入武校似乎成为这些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孩子的最佳选择。高明就是其中之一。
2010年初，高明的父母把他送进了登封一家知名武校。像许多刚进去的孩子一样，高明对校内封闭的生活并不适应：16个孩子挤在一间寝室中，夏天只有两个电扇，晚上热得睡不着。而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跑操，随后就是一天紧张的训练。
对于这些独生子而言，训练是残酷的。夏天，在太阳底下一晒就是两个小时，所有人都被晒得蜕了一层皮。高明说，到了冬天，训练时也只能穿短袖，手脚长冻疮便成了家常便饭。
不过让高明最为恐惧的是违反校规的惩罚。这所武校规定，学生不得使用手机、MP4，不准打架、吸烟、看小说。如有违反，便会遭教练的棍棒“伺候”。同时，训练动作做错或者偷懒，同样会被打。高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练一般使用少林棍，最少打五棍，打多少和下手轻重要看教练的心情。
不过，这不是最惨的。学生最怕被“保卫科”的工作人员抓住。“若被保卫科的抓到，可能面临着挨三顿打。”高明说。捉住犯错的学生，保卫科负责人往往先“收拾”一顿，再叫来分管这个班级的“部长”(实际为人事处处长，每位处长分管几个班级)。“部长”上来也是一顿拳脚，然后再喊管理班级的教练。一般情况下，最后教练出面都会觉得没有面子，将学生领回去后，免不了又是一顿“棍棒大餐”。
在高明的记忆中，被打的学员有口鼻流血的，有也当场晕倒的，还有被打得送到医务室输液的。“他们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没人敢还手。”高明说，如果发现逃跑，打得往往会更狠。有学员不服，教练就会让其他学生按住四肢，他再动手。
2010年一年，高明曾被教练收拾了三次。最严重的一次，他前后被教练打了26棍，屁股上裂了一条数公分长的口子，不得不趴在床上呆了一个星期，每次上厕所都要人搀扶。
“为了杀一儆百，教练们教训违规严重的学生前，往往会将上百名学生集合起来，让大家集体"观摩"。”高明说，“大家都不忍心看，也没人敢求情。”
高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上曝光的图片至少在一年多前，他就曾在同学的QQ空间里看过。
离开武校13年的张帅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因为动作不规范，他也经常挨教练打，并习以为常。在武校，体罚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学员几乎无人幸免。而如今已是小龙武院教练的杨道刚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从来不体罚学生，虽然当年他是被教练打过来的。“我们当年如果不被打，就觉得没有受到教练的重视，可现在不同了，更需要思想上的引导。”
登封武术协会秘书长郑跃峰也对体罚现象颇为头疼。他多次到武校作“习武尚德”的讲座，并在每月的武校馆长会议上三令五申。“我经常说，打骂学生是教练黔驴技穷的表现。”
在武校，学生难管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仅靠说服教育肯定力度不够，”一位武校负责人说，一些胆大的学生甚至抱着六楼窗外的塑料下水管道一下子滑到一楼。“如果孩子出了问题，还不是学校的责任，打学生两下又能怎样。”
一所武校一位60岁的门卫甚至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他脸上的伤疤。他因劝阻学生深夜外出，而遭学生殴打。
显然，仅靠暴力很难解决问题，反而埋下隐患。在高明眼中，武校更像是一个江湖，武林盟主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而江湖中人必须遵守规矩，否则将面临“灭顶之灾”。
作者：刘子倩 特约撰稿 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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