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村长

　　白彦民是个倔强、偏执、不容忍私心的小村长。他轰轰烈烈地给村里修路，欠下几十万的债务，走投无路，跪在郑州街头写血书，向路人讨借钱款以继续为村里修路。现在，即使补办的身份证迟迟没有发下来，白彦民仍觉得自己很有身份：“全国人都知道我是村长了”

　　本刊记者 张蕾 发自河南三门峡

白彦民（张蕾）

　　2011年12月20日，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白家寨村村长白彦民在郑州街头铺上一大块白纸，上书“为村里修路借钱”字样。他在白纸上跪了几个小时，讨到135块钱，其中100块还是来采访的记者给的。

　　一个中年路人嗤着鼻子，说：“当村干部能没有钱？你们村政府就把你逼到这个地步？骗谁啊？你拿回去这个钱干什么我们怎么知道？”

　　白彦民随即咬破手指，只流出很少的血，写在纸上的“永不贪污”显得那么虚弱。他把冻僵的手指咬扁了，依然不出血，他不觉得疼，却突然嚎啕大哭。

　　“就是心疼，我猛然觉得心里压力过大，对政府、社会，对有钱人、干部那种情绪就发泄出来。”白彦民趴在那块“情况说明”上，嚎了半分钟，声音特别大。两分钟后，血稠稠地流出来。围观的老年人都说“别写了”，胆小的年轻人则跑开。

　　“村长为修路街头乞讨”的视频传到网上时，作者截掉了白彦民嚎啕大哭的场面。

　　被乡镇政府劝回村子的白彦民，一张口说话，村民觉得他哑巴了，只当他是为修路上火嗓子发炎，没人知道是哭哑的。

　　白彦民扯着嘶哑的嗓子，在村部广播喇叭里、电话里、铲车边、搅拌机旁，继续指挥修路。

　　“骗子”

　　从郑州刚回到村子时，白彦民听说，村里人看到电视里的自己，男男女女都哭。

　　“1976年毛泽东死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都哭，那是真的哭。这以后，我们村里人除了自己家的事，没有为哪个干部哭过。”白彦民觉得，即使现在自己死了，也很满足。

　　12月29日这天，南小勇（化名）一直在白彦民家守着，不吃不喝，只睡觉。21号的时候，白彦民打电话对他说，欠他的3万块有眉目了，政府会管钱的事。南小勇兴冲冲赶回来，白彦民手一摊，说，政府只管这次的，以前的欠款，还是填不上。南小勇气得绝食，又不知道拿这个村长朋友怎么办。

　　晚上，在白家中间堂屋，白彦民和他的债主之一南小勇团在后者借来的电暖气旁。白彦民张开手烤火，右手食指尖上结结实实少了葡萄干大小的一块皮。

　　白：“那天白天的时候疼得不是很厉害，晚上时指头头两节肿的跟大拇指一样粗，疼了一个晚上。”

　　南：“你不应该乞讨的。”

　　白：“没办法……说是‘乞讨’，但这个说法很别扭。我只是用跪的方式希望大家借给我钱。在中国的文字里，‘乞讨’应该是以讨饭为生活方式的，如果牵涉到一些大家利益的事情……就像民工跟老板要钱，如果有些什么动作（下跪），并不是乞讨，只是要的方式不同而已。”

　　南小勇把头扭向记者，改用普通话说：“你感不感觉他的这种解释有点像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

　　大伙都笑。

　　村里人称白家寨为“塬上”。通俗地解释，“塬”就是土包。在这个塬上，地里钻出烟囱，地下便是村里人以前居住的窑洞（有些窑洞现在仍有人居住）。白彦民喜欢这样介绍自己的这块地盘——“安史之乱”时，叛军从函谷关来，唐朝军队从西安来，在这里交锋，兵马死伤最多也是在这，所谓“安禄山史思明兵败大西塬”就是此地。

　　白家寨在涧河西塬上，地势比邻村高，土质和光照没有邻村好。人家是灵宝的葡萄养殖基地，而白家寨只能种苹果。要命的是，种出来的便宜苹果，运不出去。2006年，一辆载重20吨的山东货车开到村口，在距离村子20米处的十字路口，拐不过弯，回身，空着走掉了。

　　这件事对白彦民震动很大，修路迫在眉睫。2008年他当选村长后，便把进村的路修通，2011年他又一次当选，第三天就开始着手修路。

　　此番乞讨，白彦民只准备讨借3万块，为了修两段路，加起来270米的土坡坡。3万块只是这270米路一半工程的钱，白彦民想先付上一半，余下的明年再想办法。

　　270米中，有110米左右是村子的主干道，白彦民把它修成“人字形”，“再大的车都可以随意回车”，下雪下雨村民走路也不会摔倒了。

　　可白家寨村委会杨书记却认为，白彦民的修路行为没有通过村委会、支部会、村民代表大会，也没有通过“4+2”工作法程序的确定，属私自行为。

　　白彦民承认自己“不开会”是不对的。2008年修村头那条南北向的路之前，他就这样考虑过：从80年代到现在，关于这条路开的会不下十次八次，每茬干部三五年，至少经历过三任干部，开会开半天也说不出结果，大家互相推诿，最后一点劲头也没了。08年村委会和支部委员会的意见也可以想象：因为没有钱，路肯定修不成；即使有钱，村干部都盘算着自己没有利润，也不会去修；更何况修路要清理沿途的果树，折树的村民不满，修路得罪人。

　　“村委会和支部委员一共5个人，一个人是中间派，3个人（一起的）不支持，还是我一个人，你说开会怎么办？3个人反对，一个人弃权，我一个人同意，这是无效的呀。”于是白彦民决定，要修路，就不能开会。

　　“这个可以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并不完全正确。”

　　钱是白彦民借的，矛盾是他去调解的，过程还算顺利。

　　把路弄平了之后，有人埋怨白彦民：修路是好事，本来就能弄成，应该先开个会，开了会也能弄成，还名正言顺。

　　白彦民打着哈哈，说：“对呀，确实是应该开会的，我错了，我下次开会。”其时他心里想，一辈子能修几条路，开什么会啊。

　　“我这么做，有点像张作霖，说一套，做一套。但我是为了村里人做事，每次都是我一个人……现在我做成了，凭你到哪里去问，老百姓没有人说我错的。”

　　回村后，杨书记教育白彦民说：“你看，最后还是政府给你处理问题，不是政府出面，不是三门峡广电局（对口扶贫单位，为白家寨出两万元修路），谁能给你要出钱？你看吧，你要是不去，这钱也还是政府给出。”

　　三门峡广电局颁发扶贫款那天，村部来了二十多个科级干部，镇长也在场。面对领导、老百姓和媒体，白彦民鞠了3个躬。

　　“我要道歉。确实，我为灵宝、三门峡政府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今天你（三门峡广电局）捐了2万块钱，虽然跟我们所需要的钱还是相差很多，但还是能把这条路修起来。我愿意道歉。……首先是给老百姓道歉，我是村长，做这个随意了，没有经过村民大会，没有经过所有老百姓同意，我就跪下来，也就是对我们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嘛。……也给杨书记道歉，你们没给村里什么钱，是你们当干部的方式，也不是什么大的罪，就算是大罪，也不应该由我在公众和媒体面前说三道四，我说了，对你们不好，为了工作，我想给你们道歉。以后大家还要在一起工作，为村里做事。”

　　之后，白彦民还在杨书记的几番劝说下写了检讨并保证书，即以后“尽量不增加村里负担；尽量跟党支部保持一致，开会研究；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起码不能采取过激行为”。

　　白彦民希望这种保证能换来上级政府对修路款的接管，但目前乡镇只将这270米的一半路款即三四万元到账，白彦民之前所修的3.9公里巷道和村路所欠下的三十多万元，还是没人埋单。

　　南小勇说白彦民，“你这个人啊，可怜，可恨。可怜，是因为确实为村民做了很多事，但太穷，搞得自己日子都过不成。可恨，是因为你赊人家的钱不还，人家还要过日子不？”

　　“一开始我修路（赊钱），不是骗人家，不是不打算还人家。”

　　白彦民说自己当时对还钱方式是有着美好设想的，但“计划可能有些莽撞”。

　　“我的想法是这个路修好了，我就有权威了，然后我就可以从某些地方拿到钱去搞生意和企业，（还）这几十万算什么。想得特别美。那是一个泡影，不可能的事。现实是，路打成了，‘骗局’形成了。”

　　2009年4月底，修好进村路后，白彦民到灵宝市新区开了一个“中医自然疗法培训学校”，争取到6万元的投资，却因为有讨债的上门，不得不抽出两万先还债了。余下4万元，两万用来买学校所需物品，然后，“资金链就断了”。债主收回摊子，白彦民也没了法子还欠债。逢年过节便只能出门躲债。

　　“我不知道我能给老百姓干多少事情，但是我希望我能像过去的周总理那样，夜以继日不分昼夜地，能干多少干多少。尽管像有些人说的我是骗子，骗子就骗子，这能让老百姓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