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我不想做空洞的激进派

　　“社会政治的最关键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素质。”

　　本刊记者 彭淑 实习记者 张莉亚

　　发自北京

　　1990年代中期，应星攻读北大社会学硕士学位，师从社会学家孙立平。

　　如今校友聚会，大家都还记得：尽管那会生活俭朴，应星却几乎每天必吃一只鸡腿。人问他为什么，他正经答道，我将来是要干大事的，得有个好身体。

　　“小王少有大志，他看不惯眼前的一切：父母俗，老师昏，同学愚，社会乱。幸而高中三年，有两个同学跟他很谈得来。由朋友进而成为同志，对‘谁来改变中国’当仁不让……”学者余世存笑着回忆北大读书时期的“小王”应星，“他年轻时候，甚至娶妻都想过要娶‘十二月党人’之妻。”

　　直到现在，发生在应星身上的“大事”不外乎到重庆某县挂职副县长、出版3部著作、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更关心“沉默的大多数”

　　应星在北大曾和余世存共同编辑《战略与管理》。那会他从不掩饰其抱负：成为储安平式的人物，做富有“中国特色”的揭露时弊的报告文学作家。彼时的他认为传媒是宣传思想的最佳途径。

　　“后来他从一个激进派变成了体制内的主流学者，”余世存思忖着“起变的动因”，“在重庆挂职时，他在县档案馆里无意找到3年自然灾害时，当地大批农民饿死的实况。一腔热血的他撰文，想将这段史实披露于众。最后，他严重受挫。另外，眼见我们这些朋友也一步步地边缘化……”他没有再说下去。

　　北大的“理论读书小组”曾在内部讨论应星一部关于移民上访的著作。应星的好友、曾在北大社会学系任教的李猛开场即说，在他看来，书中写得最好的部分，是其中的两段插曲：“出现在电站大门口的疯子”与“山坳里的孤魂”。

　　村民姚锡田是一个疯子，没人知道他怎么疯了，疯后为什么专跑电站撒野——在大河电站门前，他“开始不断大骂：‘你在我们地盘上修电站，我不打烂你才怪！”，“第二天上午，姚锡田两次在电站桥头往下扔砖头，砸坏了一台机器的外壳，到傍晚，他又准备在桥头扔石头……”；而“山坳里的孤魂”，实则是列出了一份1976年至1982年，山阳公社4个大队的14个农民因触电身亡的“死亡清单”。

　　“还是李猛看得准。”如今，应星在炕上感喟。10年前，他就陷入思索——“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这个故事在我讲述的政府与移民的鏖战中有什么意义。一方面，政府只能把姚锡田看成是‘危险的个人’，既没法将他作为群众来教育，也不能将他作为坏人来教训，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理智；而另一方面，移民精英也不会说姚锡田仇恨的是贪官，因为他是不明事理的。”

　　“无论上访精英，还是维稳的基层或高层领导，都共享了同一种政治文化，逻辑是相似的。不管疯子还是被电死的农民，他们从没被拉进抗争的队伍。他们进入不了维稳者的逻辑，也进入不了上访精英们的逻辑，他们就是福柯所讲的‘无名者的生活’，或是王小波说的‘沉默的大多数’。恰恰我关心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从那时起，我不想做一个空洞的激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