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在一个温暖的冬日午后，为配合政府管理学院建院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本报通讯员苏伟麟与政治学系王丽萍教授在学院图书馆的氤氲书香中进行了一次充实而愉快的治学访谈。
初识政治学，缘定政治学
苏伟麟：您为什么会选择政治学专业呢？
王丽萍：高考时并没有选择这个专业，我报的是其他专业。
苏伟麟：是经过专业调整？
王丽萍：对，是这样。因为当时社会对政治学了解很少，所以我对高考时招生目录上是否有政治学这个专业好象都没有什么印象，我第一次知道政治学这个专业就是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应该说算是缘份吧。虽然没有自己的选择在里面，但我从不感到厌恶或不喜欢，竟然在这个进入大学后才开始逐渐有所了解的专业学习得有声有色，将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从大学一年级保持到大学毕业。
苏伟麟：在完成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后，您选择继续留在北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王丽萍：与进入大学时的专业选择同样有些被动的是我的职业选择。五年的硕博连读学习为我今天的专业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使我更留恋唯美的大学校园生活，特别是做学生的生活。当结束学生生活，要对未来职业作出选择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留在大学校园——这算是相比此前的学生生活状态改变最小的选择了。要知道，在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到处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新鲜诱惑，教书并不是一个诱人的职业，就连我在教学实习课堂上结识的学生也狐疑：“难道您是要在学校待一辈子吗？”口气中满是同情和不解。
回过头看，在25年前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只填了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如果没有被北大政治学专业录取的话，那一年我可能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与政治学之间缘分的开始吧。进入大学之前，根本不知道政治学是什么；在结束学生生活时选择以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作为职业也仅仅是用排除法——即排除相比学生生活状态改变较大的职业——而作出的消极选择，但我却始终坚守专业。也许这就是此生我与政治学的缘分。
苏伟麟：刚刚来到北大时就有人推荐我读您的专著《联邦制与世界秩序》。您在这本书中提出“联邦制是一种从分散到集中的制度，分权不过是其实现集中的一种手段。”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可以说，这本书确立了您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地位。
王丽萍：我并不这么想。但我自己非常确定，这本书以及围绕联邦制所做的研究的确使我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学术信心。我非常庆幸生活在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学术前辈不仅接受了我提出的不同于传统认识的观点，还对我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给予了充分肯定。正是这种学术宽容和对后学的鼓励给予我很大的鼓舞。
苏伟麟：老师您怎么理解“政治学的视角”？从您的另一本专著《寻求繁荣与秩序》也可以看出，政治学的视角和思维已经成为您的一种思考方式或思考习惯。
王丽萍：政治学本身不会告诉我们有哪些视角，但是你怎样理解政治，就会有与之相应的各种不同视角。不同的视角可能来源于对不同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政治现象和问题的不同理解。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学的视角是无穷多的。
也许是受到在国际政治系学习期间所修课程的影响，国际关系领域的诸多问题也常常激发我的关注和研究兴趣，但多年的学术训练已经使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观察和分析视角成为我思考问题的基本角度和出发点。《寻求繁荣与秩序》就是尝试从政治学的视角对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进行全新的思考和分析；而在中国，对这些问题和问题领域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是由国际关系学者所推动的。从学术界的反应看，我的这种努力还是被肯定和接受了。
跨越多个研究领域，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比较政治研究者
苏伟麟：您的研究涉及比较政治、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以及中国政治等多个领域，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您自己是如何为自己进行专业定位的？
王丽萍：的确，这也是曾经让我困惑的一个问题。自从成为比较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以来，将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近来在反思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我也反问自己：我的专业领域到底是什么？硕博连读五年都是在比较政治专业，比较政治当然应该是我的专业领域。但是，在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学习经历使我对国际关系始终有浓厚的兴趣，后来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研究期间又对政治心理学产生了兴趣，近年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现实关切又引导我开始了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研究。
苏伟麟：这种多个领域的涉略对您的研究特别是比较政治研究有什么帮助吗？
王丽萍：我记得韦伯曾经说过，“灵感在科学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点儿也不比在艺术中少”。在比较政治之外这些不同领域的涉略对于激发比较研究的想象，在研究中提出富有创造性的假设非常有帮助。多年来，虽然游走在多个不同领域，但我始终没有离开比较政治。所以，我更愿意将这种状态表述为，我之所以在多个研究领域穿梭，正是为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比较政治研究者。
苏伟麟：依据我的个人经验，我觉得国际关系研究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正如上面了解到的，老师您在本科时也是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特别是看到现在北大内部的院系安排，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是分立在不同的学院当中的，请问老师怎么去看这种情况？
王丽萍：从政治学的学科内部分类来看，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确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大学学科设置方面的原因，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今天在人们的一般概念中，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似乎已经变成了连共同渊源都没有的两个研究领域，而且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旨趣都越来越远。但事实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线并非那样泾渭分明，更有学者认为其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正在消失。其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发生、发展的空间正在发生变化。许多国内问题需要在超越民族国家领土范围的更大空间寻求解决，又有许多国内问题的产生是与外部因素的影响分不开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很难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同时，不同国家间的相互学习和不同体系之间的特征转移一直都在持续。这种国家学习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苏伟麟：老师是不是觉得正在大学学习政治学的学生应该多去了解一些国际关系的理论呢？
王丽萍：无论我们怎么去看两个领域的关系，我都觉得政治学专业的学生的确应该选修一些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方面的课程；否则的话，在知识结构方面，总是会有一些欠缺或不够完整；其次，如果以后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研究视野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我似乎觉得学生对这方面兴趣不是很大。
苏伟麟：我看到最近很多政治学者把良心、道德伦理或者社会情绪的关注重新提出来，这有别于我们曾经的政治学研究中对大的体系取向的关注，这是不是一种“理论回归”？或者说是一种“后现代”的思考？
王丽萍：我倒觉得社会情绪问题正是与后现代相关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个人对自我利益的那种过分关注，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一种表现。在今天，作为个体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有主张个人利益的权利，同时又拒绝承担义务；另一方面，自认是现代公民，却又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心理）层面对政府高度依赖甚至有不合理的期待，即便是不太舒服的心理状态似乎也都需要政府的抚慰和社会的照顾。焦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症。
苏伟麟：最近，您对“微政治”和社会情绪管理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所提出的“微政治”概念？
王丽萍：这种关注确实给我一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实际上，我更看重那些投入精力更多、分析更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这个话题能够引发社会共鸣。
传统政治所关注的大多是与政治体系相关的诸如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宏大问题，而今天的政治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社会情绪已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因素，民众情绪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断为政府提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并不断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也不断界定着公民与政府的关系。这就是“微政治”。“微政治”不是“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观察和分析政治的一个视角或层面，但微政治就是政治本身。社会普遍的情绪化是人类社会进入微政治时代的重要原因和结果。通过“微政治”这个概念以及它所概括的社会现象，可以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今天普遍出现的“情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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