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世界未来能源峰会-能源之路

　　未来能源之路

　　也许你会认为，绿色企业家们目前的处境一定非常暗淡。全球金融危机使国家预算出现赤字，政府一定会在接下来的几年缩减预算——很可能会削减对环保项目的投资。再加上哥本哈根谈判的失败，导致碳价格低迷，主流企业抱怨缺乏明确的目标。但如果18日至21日聚集在阿布扎比参加年度世界未来能源峰会的数千名各国人士都带着明确目的的话，快速发展的绿色经济仍是这个麻烦重重的世界的一抹亮色。

　　这个峰会在短短三年内已经成为所有从事可再生能源商业、碳捕获或能源智能技术人士的一次固定约会，第一天就吸引了9000人参加。与会者听取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部长和商业领袖关于绿色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讲话，参展品从太阳能电池板到电动汽车无所不包。

　　围绕碳减排的推行，解决办法通常集中于如何减少能源的消耗（少开车，使房屋更具隔热性），或如何用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和生物燃料）取代碳燃料（煤、石油）。但即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在接下来的几年我们仍将继续使用化石燃料（如煤）。中国和印度不会立刻关闭他们所有新的煤炭发电站，西方工业巨头的工厂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关闭。也许太阳能和风能是时下炙手可热的新能源，但煤炭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燃料，是已知天然气储量的2倍、石油储量的3倍。世界煤炭协会的主席米尔顿·卡特林在此次于阿布扎比举行的世界未来能源峰会上说：“煤炭是不会消失的。”

　　碳捕获和封存的潜在影响力是巨大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说，CCS对今后90年全世界碳减排成果的贡献可能会在10%到55%之间。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和工业界开始把目光转向碳捕获和封存（CCS）——将工厂、汽油和煤炭发电站产生的二氧化碳捕获，然后将它们储存（通常是在地底下）的过程。

　　碳捕获和封存的潜在影响力是巨大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说，CCS对今后90年全世界碳减排成果的贡献可能会在10%到55%之间。国际能源机构称CCS是对发电站和工业碳减排“最重要的新技术”，并将对本世纪碳减排成果作出五分之一的贡献——在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尽可能减少碳排放。

　　尽管CCS煤炭发电站的运行要比普通煤炭发电站所需的能源多40%，但它有可能捕获发电站排放的所有碳的90%。新近在澳洲设立的碳捕获和封存研究所主席尼克·奥特说：“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我们需要尽最大努力利用每一个选项，我们必须要更现实地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研究所将会在全世界建立试点项目和CCS成果网络。

　　像大多数技术一样，CCS是作为一个盈利计划被开发出来的。美国的石油公司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向地下含油层注入二氧化碳。这项技术可以提高原油采收率，石油公司通过这项技术可以比简单将油抽到表层提高三分之二的采收量。

　　第一个将二氧化碳封存在地底下，使其从大气中分离出来的国家是挪威。挪威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引进了一项碳税，能源巨头挪威石油开始从它位于北海的斯莱普纳天然气平台捕获碳，并将其注入海底下的砂盐层。自1996年起，这项操作每年为挪威减排将近100万吨。其他的项目也纷纷上马，包括在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一个项目——过去10年，它都从一个煤炭发电厂抽出二氧化碳，注入一个储油池。

　　问题是，这项技术是否能大规模应用于所有地方的发电厂。在过去几年，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欧洲、日本和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投资小规模的试点项目，希望能找出将二氧化碳从发电厂分离出来的最佳办法，然后将它们封存在地底下。欧盟已拨出15亿美元用于建设7个CCS试点项目；美国已经承诺拿出数百万美元用于试验和建设大规模CCS发电站；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每年拨给碳捕获和封存研究所将近1亿美元。去年，世界首个CCS煤炭发电厂在德国落成。虽然它很小，但每天可以捕获240吨二氧化碳，然后用卡车运到一个空的天然气田，将它们注入到地下砂石层。

　　碳捕获和封存研究所主席奥特说：“理解CCS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它。”他呼吁各国政府迅速行动起来。

　　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CCS项目。让西方政府和工业领导人倍感沮丧的是，西班牙一贯阻碍将CCS列入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分析家认为，西班牙不愿意将钱从避免毁林项目中撤出来（西班牙从中获利很大），用到CCS上去。不过巴西石油巨头巴西石油是碳捕获的热心支持者。

　　批评人士说，大规模的CCS部署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如果现在将注意力放在可再生能源上，世界到那时已经更美好了。一些环保组织说，就像核电站一样，CCS技术也会留下危险废弃物。绿色和平组织称，目前还没有办法知道碳将会在地下存留多少个世纪，并声称CCS是“未经证实、有风险且昂贵的”。CCS的反对者提到1986年在喀麦隆发生的著名的自然灾害（1986年8月25日，喀麦隆至少有1200人被喀麦隆东北部的尼斯火山湖所喷出的有毒气体毒死，绝大多数遇难者是在熟睡中死去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终于查明了尼奥斯湖中所喷出的有毒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

　　人数不断壮大、希望政府热情拥抱CCS、将它看作是对气候变化最务实反应的那些工业人士说，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挪威石油的研究顾问伯恩·贝格说，应用CCS是傻瓜都知道的简单问题。“它一直会呆在我们留下它的地方，我们仔细地研究过并很了解它。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事实，即我们同中国和印度一样，需要化石燃料用于发展，那么CCS就是使这一切可以授受的办法。”碳捕获和封存研究所主席奥特说：“理解CCS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它。”在能源峰会上发言时，他呼吁各国政府迅速行动起来。“在我看来，我们离不开CCS。我们正在寻找真正积极迅速的行动……现在我们谈论的是部署，而不是研究。”

　　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的光电池也对世界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起着潜在的重要作用，但这种过渡将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迈克·埃享——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的董事长，完全有理由在去年9月份大肆庆祝。那时，他的公司，位于亚利桑那的第一太阳能，被中国选中建造世界第一大太阳能电厂：一个足有曼哈顿大的内蒙古电厂，可以提供两亿瓦的电力，是大型煤炭发电站和平均规模核电站的两倍。但这个工厂的建设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接下来的一个月，华尔街的分析家在第一太阳能没能达到第三季度的营收目标时，对它的股票进行了降级。埃享说：“我认为这只是短期的。”

　　事实确实如此，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的光电池也许对世界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起着潜在的重要作用，但这种过渡将需要数十年的时间，目前太阳能工业的业务量可是一点也不乐观。在短暂的快速膨胀期后，电池制造商现在面临着明显供应过剩、价格下降和销售停滞的问题。美国银行美林证券的替代能源分析师克蒂芬·米卢诺维奇称：2009年，太阳能产业收入从前一年的400亿美元下滑到250亿美元，跌了将近40%；位于埃尔塞贡多的调查公司iSuppli估计，太阳能电池板的产量会远远超过去年，生产商生产了超过销售能力60%的产品。一些分析家认为，这种低迷将会持续到2011年，一些打擦边球的玩家将会面临全球性的失败。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研究公司DisplaySearch的研究员保罗·西门扎说：“众多生产商将无法生存。”

　　受因油价攀升和政府太阳能补贴计划造成的潜在替代能源热潮的吸引，数百家太阳能电池板公司的先后创立，蜂拥进入市场，全球过剩的局面已经形成了好几年。由于该行业的进入壁垒相对较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只是初步半导体，制造起来相对容易——太阳能光电板供应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接近2002年的10倍。据iSuppli公司的调查，2002年只有80家制造商，而到今天已经有500到800家。在中国，整个太阳能行业几乎在一夜间萌芽壮大。iSuppli的分析师史蒂芬·哈恩说，2008年，整个行业利润高达40%，但现在已大不如前，很多公司利润甚至跌至零。哈恩说：“每家公司都想要20%的市场占有率，结果就是供应过剩。”

　　这种制造业的能力爆发即使是在最好的年份也很难被吸收，全球经济衰退加剧了该产业不断增长的痛苦——现金匮乏的客户只能将太阳能发电计划搁置一旁。另一个打击来自去年初西班牙对太阳能项目资助计划方式的改变。该国一直是绿色科技的最大支持者，但一年前，西班牙将太阳能发电的合格率削减了80%，严重抨击了那些给西班牙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制造商。据iSuppli的调查，在2008年，该国太阳能设备发电量达到2600兆瓦（全世界总量为5632兆瓦），而去年仅为300兆瓦。

　　西班牙的衰退使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市场。去年，德国的太阳能发电量约为2500兆瓦，世界总量为5158兆瓦。但对由过多的公司因少量客户引发的激烈的价格战，德国称不上是一个安全的天堂。据哈恩说，最常见的太阳能组件已经由每瓦特4美元降至每瓦特2.2美元。世界第四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德国Q-Cells公司去年1月到9月份的亏损达到14亿美元，其中包括在8月份裁员500人的花费。另一个供应商，德国太阳能电池和模块制造商到去年9月30日为止，亏损额则达到了1156亿美元。

　　行业目前的困难超越了内部竞争。虽然商用太阳能电池板可以追溯到将近50年前，但当涉及到生产相对便宜的电能时，太阳能电池板仍无法与化石燃料竞争。即使是在高油价时期，仍需要政府补贴鼓励消费者和公司安装太阳能。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制造效率的提高，太阳能电池板公司越来越乐观，太阳能与常规能源在价格上相当甚至是更低的日子不远了——尤其是如果油价一直居高不下的话。上个月，挪威REC公司与荷兰能源研究中心（ECN）共同宣布，制造出世界第一块转换效率为17%的多晶硅太阳能板，突破了尚德公司于去年9月创造的多晶硅太阳能光伏模块16.5%的转换效率纪录。其他一些生产商，如第一太阳能，正在致力于提高非晶硅“薄膜”技术——在转换效能上，非晶硅薄膜可透过沉淀不同化学特性的物质于不同段层，可将转换效能由6%提升至12%或更高，理论上最高甚至可达17.8％；薄膜吸收较广的阳光波长，在阴天或微弱阳光下运作亦较佳，因此非晶硅薄膜在实际环境下的转换效能比多晶硅高出10%以上；非晶硅薄膜的生产成本只有多晶硅的三分之一。非晶硅薄膜只需将气体沉淀转化成等离子附在玻璃上即可，生产过程只需200度低温，消耗电能少，无污染，可以低成本大面积连续生产。夏普在欧洲的能源解决部门的执行副总裁彼得·蒂勒说：“如果太阳能技术能不断提高的话，在5到10年内，太阳能发电就能和普通发电价格相当了。”

　　如果面板价格继续下降，而石油价格继续上涨的话，时间还能更早。观察家们称，随着买家对太阳越来越划算的反应，销售正在反弹。洛杉矶研究公司Cleantech集团说，经过一次严重下滑后，风险投资再次注入该行业。光子咨询的顾问克里斯·波特说：“是的，过去一段时间，市场是很混乱，但现在面板价格下降，市场被迅速推动。”

　　尽管如此，第一太阳能仍只是少数成功者之一。分析家们称，最近几年的蓬勃发展不可能会在短期内复兴。他们说，实力较弱的玩家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消失或与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合并。对幸存者来说，这将是一件好事——他们将开始恢复由于生产过剩而失去的定价能力，随着行业整合，更少但更强大的制造商将开始享有更大的经济规模，有助于提高利润率。BP太阳能的雷亚德·费扎尼说：“现在，规模就是一切。”太阳也许明天就会出来——但也许现在把你最后的钱押在太阳能上不太明智。

　　当我们沿着棕榈滩外部的种植园驾驶的时候，保罗·伍兹并没有蒙上我的眼睛，但看起来，他正在考虑这么做。46岁的伍兹是美国Algenol生物燃料公司的CEO，有些傲慢，对于公司秘密丝毫不肯透露。除了美国能源部的人，我是第一个参观Algenol公司那些测试设备的人。我们转到一个美洲驼牧场对面的一条乡村小路，在棕榈林中间的一小块空地前停了下。在那里，坐落着一幢半个篮球场大的混凝土建筑物——这便是伍兹对外界隐藏的那个世界：几排很长的白色浴缸，上面安装着塑料窗户，以便阳光可以照射进来。每一个浴缸里面都装满长满深绿色苔藓的液体。这是水与海藻的混合物：一种依靠阳光与二氧化碳维生的细小有机物。伍兹向我解释道，他和他的伙伴们计划制造一种比石油或植物乙醇更环保更廉价的生物燃料，“我们希望最终可以生产出200亿加仑，在价格上我们也会更具竞争力，再过一年就可上市了” 。

　　在生物燃料行业，这种大胆的预测不过是老生常谈，但对那些想要用植物来替代石油的人来说，2008年并不是一个好的年份。在政府的补贴下，美国的玉米乙醇工业在当年崩溃。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认为，玉米乙醇远谈不上是一种绿色替代能源，它造成食物价格上涨，产生的温室气体量比汽油更高，因为生物燃料补贴鼓励砍伐森林。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分析家纳撒奈尔·格林说：“更可能的是，如乙醇或生物柴油这样的传统生物燃料将我们带往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但如果现在放弃生物燃料这个选项可能会是一个错误。事实是，汽车、卡车和飞机排放的废气占世界温室气体总量的13%——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更高——目前还没有办法可以打破地球对喷气式飞机和内燃式发动机在交通上的依赖。即使是一些有希望的技术，如电动汽车也仍然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普及，并且需要交通设施的巨大改变——设立充电站，使用清洁电力。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汽车战略高级研究员约翰·德思科说：“底线是，现在就排除其他选项还太早，问题太大了。”幸运的是，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正在开发粮食作为生物燃料的替代品，如柳枝稷和海藻之类。每一种技术都存在缺陷，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完全准备好了，但在一个不断变暖且石油供应有限的世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追寻。

　　玉米和甘蔗是第一批用作生物燃料的作物，因为它们的淀粉中所含的糖很容易被转换为乙醇。但植物不仅仅含有淀粉和糖。达特茅斯学院的环境工程师李·德说：“目前将纤维素转化成可利用的生物燃料大规模应用在工业上成本太高了。”

　　这一领域的进展非常缓慢。尽管如此，目前几家美国公司争先恐后地想要成为第一家将纤维素乙醇推向市场的公司——部分得益于美国新的税收制度，每加仑这种生物燃料可以为生产商抵1.01美元。这种国家援助可以帮助生产商支付较高的初始成本，使纤维素可以有更强竞争力与石油抗衡。林德目前所在的马斯科马公司正专注于寻找和使用那些可以消化纤维素并吐出乙醇的细菌——他称之为联合生物加工。他相信，这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最终，即使没有政府补贴，也可以大量生产出比汽油还便宜的生物燃料。

　　其他机构也正在奋力赶进。Verenium，一家在剑桥成立了两年的公司，几乎完成了一家在路易斯安那的示范工厂——美国国土上的第一家——它将每年生产出140万加仑的纤维素乙醇，主要来自甘蔗渣。Verenium希望新近同能源巨头BP公司建立的伙伴关系能加速这项进程。Verenium的CEO卡洛斯·里瓦说：“你可以在实验室做很多事情，而且会很完美，但应用到现实世界则会非常不一样，必须要边做边学。”

　　原载：《时代》

　　编译：生活新报 记者 杨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