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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推进改革需特别重视“四大差距”
任玉岭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在因收入低下造成社会问题增多的情况下，要反思我们的富民政策，而且首先要考虑的是分配制度问题。
20年前的1月18日，邓小平同志开始为期35天的南巡，其间发表了史称“南方谈话”的重要讲话。
2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纪念南方谈话？其现实意义又在哪里？
“从长远看，邓小平这个讲话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指引我们前进的一盏明灯，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征途上、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应该遵循的一个方向。”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任玉岭，日前接受早报专访时强调。
任玉岭还就发展转型、贫富差距、既得利益等热点话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并提出“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坦承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点勇气和胆量”。
早报记者 卢雁 权义
南方谈话在长时间内
仍是指引前进的明灯
东方早报：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纪念？现实意义又在哪里？
任玉岭：从长远看，邓小平这个讲话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指引我们前进的一盏明灯，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征途上、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应该遵循的一个方向。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体现。南方谈话体现了实事求是，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所以在2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动员全国对南方谈话再学习。
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我刚好到北海市出任副市长两年多的时间。南方谈话对北海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南方谈话的背景是：当时经济出现了困难，“左”的思潮重新泛起。当我引进日本捐资改造一个中学，教学楼建起后，有人把我告到外交部，说我卖国。就连农民工外出打工都遭到各地堵截限制。如此等等，“左”的思潮泛起，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南方谈话重在解放思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邓小平讲话以后，明显克服了一些“左”的干扰，全国出现了经济大发展的新局面。北海市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快速崛起。
转型还得转投资方向
应多投资欠发达地区
东方早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维持了9%以上的经济增速，创造了“中国奇迹”。您认为动力何在？
任玉岭：首先要肯定一点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改革与开放给社会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美国一个经济学家认为，邓小平理论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按照常规的数学模式来推，中国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
另外一点是劳动红利。中国80%人口在农村，大批廉价劳动力走进发达地区和城市务工，背负着全国人民渴望大发展的愿望，极具吃苦耐劳精神，形成了廉价的劳动红利。
东方早报：目前从政府到各行各业都在主动强调转型，“转变发展方式”、摆脱“GDP崇拜”等，您认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是什么？
任玉岭：高消耗高污染的转化是必然的，但我个人觉得真正需要转变的还有投资方向。
比如说，一些大城市不接受农民工，不能给农民身份保障，那么政府就别再向这些大城市投资了。农民工是随着投资和项目流动的，大城市占了大量投资，用了大量土地，你不接受农民工，要农民工在小城镇去买房，这既浪费了国家土地，又增加了农民工负担。为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坚决控制向大城市投资，调控资金投向欠发达地区，投向小城镇。
尤其不能通过占补平衡土地，让大城市吃掉小城市的土地指标，吃掉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指标，进行违背经济规律的发展，使本来应该向欠发达地区向小城镇流动的项目仍然引向大城市，从而剥夺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建议研究将劳动力
当作资本参与分配
东方早报：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您认为，什么是共同富裕？现在“富民”是否已经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的关键课题？
任玉岭：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走共同富裕道路，至少是要让90%的人老有所依，少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10%困难的，由国家慈善事业或者特殊的社会保障来支持。
在我看来，在中国70%人口要达到共同富裕是应当考虑的，把他们作为中产阶层来发展。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年收入达到六七万元是中产阶层。在我看来，只有这个人数达到总人数的50%，才能构成中产阶层，这样才可以形成收入的橄榄形结构。
现在有些人所讲的中产阶层收入份额，实际上在当今处于富人一端，中产阶层还没有发育起来。现在中国的收入结构，就像一根棍子举一个大草帽一样，绝大多数人还处于低收入状态。
据报道，个人所得税标准为1600元的时候，工薪阶层纳税比率为20%。后改为2000元时，能纳税的人是21%，现在调整为3500元，纳税比率为30%。也就意味着70%的人在3500元以下，年均收入在4万元以下。
富民的观点是对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因收入低下造成社会问题增多的情况下，要考虑我们的富民政策。
首先要考虑的是分配制度。虽然整体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其在GDP所占比重与1990年代相比在下降，这是不应该的。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是企业高管的1/98，而世界上最低工资平均值是GDP的50%，公务员工资的1/2，企业高管的1/5。广大一线劳动者收入过低，不是仅靠一些救济和中央转移支付就可以解决的，最终是要靠劳动分配，提高工资比重。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按劳分配。我们现在是过分注重资本分配，资本在分配中的权重过大，是民众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
现在有人提出要考虑将劳动力作为资本参与分红。这是马克思当初没有提及的，但是确实很值得研究。现在工人只是被雇用，拿的工资是雇用费，没能享受到企业红利。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应该让劳动者把劳动力作为资本，参与企业红利分配。这个问题可供理论界展开讨论。
缩小收入差距问题
制定遗产税很重要
东方早报：温家宝2010年4月曾撰文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今仍相对滞后”。要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什么？有人认为，这一改革就是政府要减少自身和国企的收入，那必然动力不足，您怎么看？
任玉岭：党的十五大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在10年前作过政协提案和在《经济界》杂志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在我看来财富是一个恒数，我们有那么多人口，蛋糕怎样切，这是改革收入分配的关键。少数人占有过多，必然造成多数人穷，因此要从少数人占有过多改起。在我们老龄人口将过2亿，社会迎来“四二一”人口格局情况下，需要提早为我们的第三代考虑他们的负担问题。
在我看来，国家要制定遗产税。我1980年代初到英国去考察时，他们的工业部长告诉我们英国遗产税是80%，20%留给亲属。我觉得如果有了遗产税，大家的发展都是为了社会，这时候，很多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机制问题没解决，大家都在拼命赚钱，拼命为亲属、为子孙找钱，不仅导致人情关系代替了政策，而且也为贿赂腐败埋下了祸根。现在很多社会乱象实际与没有遗产税有关。
东方早报：邓小平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任玉岭：我认为，随着我们经验的积累和丰富，连续高速是可以的，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是好的。稳，实际包括稳定物价、稳定增长、稳定社会。
总的看，中国需要加快发展，但一定要协调发展，“五个统筹”不可偏废，特别是城乡统筹发展和区域统筹发展对稳中求进意义重大。
国有经济应关照地方
而不能完全利益化
东方早报：近年来，有关“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话题不时地成为热门话题，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
任玉岭：根据当今发展实际，我认为需要用两个层面来理解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第一个层面是存量和增量要相区别，存量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可以放开，让它继续市场化。增量，即新增加的项目应该有计划，需由国家来引导调控，搞好顶层设计。另一个层面是国有和民营要区别开来，国有经济要靠政府调控，民营经济可以在政府指导下进一步市场化。
国企应更多地接受政府调控，使其为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多做工作。国企不能想投资什么项目就投什么项目，也不能想去哪儿投资就到哪里投资，国有经济要考虑到地方的发展需要，而不能完全利益化。
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及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东方早报：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困境是什么？
任玉岭：这些年我每年都要跑20多个省市调研，根据我的直观感受，两年前我总结出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
七个不能持续是：
一、依靠国内市场产品外销为主不能持续。
二、依靠农民工的低工资，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能持续。
三、产品技术落后，附加值过低不能持续。我们为世界上每人生产两双鞋，3.5套服装的产业状况必须改变。
四、对国外技术依赖过高，自主品牌过少不能持续。我们有很多的产品，都是贴牌生产，产品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边拿走。像我们数控机床有40%的营业额是要拿出来给外国交专利费的。
五、经营粗放、高消耗、低产出不能持续。
六、二氧化碳排放过大，能源消耗过高不能持续。
七、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生态不能持续。
“八个必须转变”是：
一、中西部发展滞后，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必须转变。
二、农村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落后，城乡差距严重必须转变。
三、城市化推进不力，城市化率过低必须转变。
四、劳动分配比重过低、基尼系数过大必须转变。
五、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必须转变。
六、社会保障滞后，公共服务不公平必须转变。
七、民生问题突出，住房、教育、医疗服务同百姓收入脱节必须转变。
八、文化发展重视不足，文化产业滞后必须转变。
在我看来，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是应给予高度重视的。
“既得利益集团”
不是固定的某些人
东方早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在您看来，“既得利益”主要指什么？当下中国是否存在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有哪几种？这个既得利益“雷区”的突破口是什么？
任玉岭：正如邓小平所讲，“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所谓“雷区”，实际就是既得利益问题。现在中央很重视改革，但是很多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拦，或是政策难以出台，或是出了台也无法实现。
比如，我们的住房，为什么房价涨得这么高，政府出台的文件还少吗？一个接着一个。但是这些文件就是贯彻不下去。某些既得利益者话语权大，他们一反对，一些文件就停止了。2007年出台的两个70%，70%的土地给保障性住房，70%的土地盖小户型。政策很好，但谁执行了呢？没有！
既得利益集团不是固定某些人，而是涉及多方面。医改推不动，是医疗方面有既得利益者，择校费改革推不动，是在教育方面有既得利益者。
又比如说，招标采购的混乱与腐败，也是因为其中有既得利益者。还有灰色收入，改革难，也是因为有既得利益者。我们现在的灰色收入，占GDP的比重很大，谁能拿到灰色收入？绝不是普通工人、农民和各方面的普通工作人员。正因为拿灰色收入的人有权势有地位，所以灰色收入改也难。
解决中国发展问题
需重视“四大差距”
东方早报：有学者认为，近几年来，相对于中国的发展，改革的步伐应再快些，您怎么看？
任玉岭：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一靠发展，二靠改革。但改什么，革什么？我认为十分需要找准“靶子”，需要切中时弊。
在我看来，需要特别重视四大差距问题，推进新的改革，四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人均收入差距。
根据专家研究，2002年我们的31个省市的地区差距是1:13，而美国50个州是1:2，英国12个郡是1:1.68；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是1:15，同时，日本行业差是1：2.2，美德最高是1：3.2。中国的城乡差距1980年代是1:1.85，现在已经上升到1:3.32。
之前，我们财政投入和很多专项投入大多是投向了发达地区，前两年还曝出某主管部门硬是把西部的专项拨款转投到发达地区。还有些专项经费即使投入到不发达地区，也是投入到不发达地区的富人手中。比如，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农村的普通农民是拿不到的，都是那些外来的龙头企业投资商拿到了这些钱。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被称为一年一个百分点，但有经济学家说这是伪城市化。我们的城市人口比例仍然很低，从前年教育改革资料中看出，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的孩子占80%，这就说明农民的真正比例了。
城市并没有接纳农民，他们不能享受到市民廉租房待遇，在城市里也没有身份认同感，一些大城市实际上把他们拦在了城市之外。
我身边有两个例子。
第一个，温州瑞安一个农民在我家附近缝衣服近30年，前几年在老家盖了房子，但是每年为了赚钱他又回不去，仍然在北京租房住。
第二个，我家的保姆，刚进城时还是个小姑娘，现在孩子都已经二十岁，她住在城乡接合部，打工在中关村，赚了点钱，就寄回老家去盖房子。这样不仅造成这些农民工财产浪费，也同时浪费了国家土地。更重要的是造成4000万留守儿童不能与父母团聚，更有数以千万计的老人，在农村无人照管。
再比如，异地高考的问题。我们城市现在大多允许异地孩子在本地城市读书，但并不支持他们异地高考。为什么这些孩子同在共和国的蓝天下，就不能享受一个高考的待遇呢？实际上这些都需要下决心进行改革。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点勇气和胆量。
（早报记者李云芳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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