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迁安置房：西局村账本

　　回迁安置房都是高层塔板结合，可看起来就是低密度的高层板楼，地上27层，地下3层。“以前回迁房有1梯8户的，全阴户型。”武长军说，在得到资金保障的情况下，安置房都是一梯4户，户型几乎都是南北通透，“经过全体村民投票，选大家最满意的”。

　　文/《瞭望》周刊社记者

　　叶俊东 山旭 金风 李舒

　　西局，自古人员混杂。丰台志上说，几百年前这里遍地镖局，又因在京西，所以得名。

　　在西局村村委会主任彭军的印象中，大约在1988年，西局的外地人多了起来。“开始是浙江人，倒腾皮夹克。”他说，随后各色人等接踵而至，生意涉及羽绒服、水产、建筑

　　西三环中路从西局穿村而过。西客站和六里桥、丽泽桥两座长途客运站就在村边。作为进京闯荡的第一站，1994年、1996年，西局外来人口连续冲上历史高峰。不过，总体上讲，那时1.64平方公里的西局村与西三环、南三环附近其他城中村的情形大体相当，北面有六里桥，南有石榴庄，沿南三环向东有木樨园、成寿寺

　　“一运行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

　　2000年，第一个改变的机会来了。当时北京市政府决心大力推进始自上世纪50年代的绿化隔离带建设。模仿莫斯科规划而设计的“绿隔”，主要是为了防止城市各区域连成一片，实现分散而有重点的布局。

　　被称作“一绿”的北京第一道“绿隔”的建设起起伏伏。到2000年，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意见》以及相关暂行办法，提出在3至4年内完成60平方公里“绿隔”建设。这被认为是实现“绿色北京”承诺的重要举措之一。西局村在改造目录中。

　　改造政策下来，西局的村民们发现与以往大有不同。政策许可以农民合建房的形式搞房地产开发，所得资金用于区域内的各项建设以及解决村民生计。“就是政府不出钱，由村集体自己用土地搞开发。”西局村党支部书记武常亮回忆说。

　　根据后来出台的具体政策，用于农民搬迁上楼的自住房屋与上市商品房比例为1:0.5。也就是说，每建设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可以建5000平方米商品房出售，所得资金用于前者。

　　这项前所未有的政策既不同于国家征地，也和城市危房改造不一样。农民们发现，可以用自己的土地换新房子、搞开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几十个城中村都雄心勃勃，组建了村集体的房地产企业。于是，北京的“一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力度启动开发热潮。

　　“一运行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武常亮说。

　　本来要求3年内完成新房建设，到了2004年拆迁还未完成。当时正是土地价值充分释放、补偿安置标准水涨船高的时候。“不是农民要价高，全北京都在涨，关键是没有社保、转工，另外村集体企业也给拆了。农民说，我没法租房收钱，种菜的地没了，也没地方上班，我吃啥呢？只有吃补偿。”彭军回忆说。

　　由于没有征地，而是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来重构地区面貌，用于绿地建设的土地虽然名义上归村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村民们已经没法儿用它从事生产，成了“隐性失地”。直到改造启动一段时间后，才追加了每人3万元的转工安置费用。

　　“滚着滚着，钱就没了”

　　西局村先开发了4万平方米商品房，第一期每平方米3300元，二期涨到4750元。可是钱到了账上，三划两划就没了踪影。

　　比如，为了安置农民，村集体的绿化、防火、保安组织扩充迅速，开支大增。政府对绿化带只在第一年每亩补贴5000元，其后每年补贴120元/亩养护费。而维护数百亩绿化带的绿化队有上百人，每年开支近百万元。

　　总之，改造的种种支出都要从这“0.5”里出。“没有别的钱，而且时间越长，新生儿、新娶媳妇导致的人口增长越多，我们那两年就净增了2000多人。”武常军说，虽然市里也要求金融机构提供支持，可这种土地开发拿不到各种证，银行都不太愿意贷款。

　　在其他村子，由于市政建设不到位，村集体的开发企业甚至每月都要支付因无法通水电煤气产生的违约金。

　　“种田无地、上班无岗、参保无份”，重重矛盾最终都作用在资金链上，“咔嘣”一声断开了。

　　由于没有资金，西局村和多数其他“绿隔村”一样，采取了先开发商品房，获得资金进行拆迁，然后再开发、再拆迁的滚动模式。

　　“滚着滚着，钱就没了。卖商品房的钱全砸到拆迁、补贴农民拆迁过渡期的房租里。没钱到什么地步？就是继续建新房的钱一点儿都没有了。”彭军回忆说。

　　西局村的回迁安置房建设就这样无奈地止步。

　　到2003年前后，改造前景相当黯淡，容易拆迁的集体企业用地、耕地大多已“绿隔化”，西局的村民们剩下的是不多的宅基地，于是家家户户靠对外出租住房“吃瓦片”为生。村里有不到6000户籍人口，而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常年保持在5万多人，估计总数超过8万人。

　　“村民自建的房子就是这时越盖越厉害。”彭军说，有人把自家房子加盖到7层，一年收入60万元。村干部去劝阻，对方说得清楚：请你先把我的回迁安置房盖好。可这时，村集体连找施工队打地基的钱都拿不出了。

　　“人多垃圾就多。”当时彭军担任清淤队队长，每天6辆5吨重的垃圾车，要往返三四次，一天从西局村运走的垃圾就有100多吨。“清淤队30多个人，一个月开支就十几万元；垃圾运到填埋场，一吨给人家8块钱，还有6辆车的油钱、维护钱这一块，村集体一年要拿出上千万元。”

　　保安队开始是为了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而扩充，后来则被动增加人手。“因为，有恶势力，没有正当职业的外地人一伙一伙的，有的房东都不敢回家。”

　　村民们出租房赚了钱，可集体的财力哪里来呢？没有钱，公共服务、公共管理谁来办呢？彭军说，他那时还兼任两个菜市场的经理，到菜市场消费算是外来人口对村集体贡献最大了的。

　　可只付得起每月一两百元房租的人，能在市场里买什么呢？倒是每天市场关门后，扔掉的菜堆前总能吸引不少人。

　　城管、公安三天两头光顾这个三环边的小村庄。

　　杂乱孕育的只会是崩溃的能量。